要点：
- 习近平是1949年后出生的“红旗下长大”一代的“杰出”代表，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这部分人进入高层，推行“红卫兵治国”，依赖“变老了的坏人”作为社会基础。
- 这种治理擅长整人，但不善治国，导致经济政策短视，房地产崩盘、企业倒闭，经济陷入困境。
- 另外一部分进入社会底层，部分人成坏人变老的“老坏人”，这些人表面上社区霸凌、地铁霸座，实际上思想、意识完全由中共培养形成，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和社会基础。
1949年中共篡政后，就启动了全面的共产主义改造，涉及教育、文化、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场改造深刻塑造了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被称为“红旗下长大”的一代。这一群体在浓厚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成长，接受了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他们成为红卫兵的主力军，表现出极端的行为特征。文革结束后，这一代人分化为权力精英和社会底层两个极端群体，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背景与共产主义改造
1949年后，中共通过教育系统大力推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内容被重新设计，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突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主题，旨在培养支持共产主义的群众基础。
在文化领域，传统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被批判为“封建糟粕”。文革期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遭到大规模破坏，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成为主流文化。经济方面，企业国有化，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强化了共产党的控制，个人利益被压制，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
此外，文革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国内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普通人外出需持有介绍信，出国几乎不可能，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监狱。这种环境让“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对自由感到陌生，同时习惯了高度控制的生活方式。
1949年后出生一代的思想意识形成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一代人，很多在上述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特征，主要包括：
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思维：他们被教育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常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敌我”对立，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
推崇共产主义和个人牺牲：教育强调个人应为共产党奉献，个人利益被视为自私的表现。
对权威的高度服从：从小接受“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灌输，对党和领袖（如毛泽东）形成了近乎宗教般的崇拜。
认同暴力革命：共产主义教育将暴力视为革命的必要手段，文革中的武斗和批斗行为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
文化单一与断层：传统文化被批判后，他们缺乏儒家伦理和仁爱思想的滋养，也未接触西方基督教文化，思想世界相对封闭。
文革期间的极端表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成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表现出极端的行为模式。他们以“造反有理”为口号，攻击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教师和知识分子，武斗、抄家等行为成为常态。这一时期，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大量文物和书籍被毁，知识分子遭受羞辱，斗争哲学被推向极端。
习近平的少管所经历
习近平（1953年出生）虽出身“红二代”（父亲为高级干部），但在文革中因家庭被打成“黑帮”而遭受冲击。1969年，他被下放到农村，1973年还因政治问题被关进少管所一年。在少管所，他经历了行动被监控、思想被改造、生活被严格管制的日子。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斗争的残酷和权力的重要性，强化了他对“斗争精神”和“党必须掌控一切”的信念，也影响了他日后执政时倾向于强硬控制的政策。
这一代人的分化与社会经济影响
文革结束后，“红旗下长大”一代的命运出现明显分化，形成了以下群体及其影响：
进入权力高层的群体：习近平的“红卫兵治国”集团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通过教育和政治历练进入中共高层。习近平的少管所经历让他坚信“自由必须受控”，执政后逐步逆转改革开放的方向：
网络封锁：防火长城不断加固，翻墙的风险加大，普通人获取外部信息变得艰难。
社会监控：天网系统和社会信用体系覆盖全国，摄像头遍布街头，个人行动如同被困“电子监狱”。
意识形态收紧：学校引入“习近平思想”课程，媒体受到严格管控，民间声音被压制到最低。
外交孤立：强硬的“战狼外交”导致中国与多国关系紧张，国际交流减少。
习近平的治理依赖“变老了的坏人”——即文革时期擅长斗争的红卫兵后代或基层骨干——作为社会基础。这些人在基层执行高压政策，如监控邻里、协助强拆，形成从上到下的“红卫兵治国”模式。然而，他们擅长整人却缺乏治国能力，政策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导致经济问题加剧：房地产市场崩盘、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年轻人选择“躺平”，经济陷入困境。
落入社会底层的群体：“坏人变老”
许多红卫兵或知青因政策变化未能进入体制内，回城后成为工人、农民或无业者，上学阶段都在斗老师、搞阶级斗争，完全没有学习过什么有用的谋生技能，部分人因经济困境被边缘化。他们将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带入日常生活，表现为对社会不满或违法行为，怀念文革时期的战天斗地，成为了习近平的统治基础，被称为“老坏人”。例如：
社区霸凌：一些老人因琐事联合恐吓新住户，甚至毁坏他人财物，展现出文革“斗人”的痕迹。
地铁“霸座”：老人强占座位并辱骂年轻人，斗争思维显而易见。
小偷小摸：部分老年盗窃团伙以“生活困难”为由行窃，实用主义心态突出。
这些“老坏人”让社会多了纠纷和治安问题。
中间阶层的反思者
少数人通过改革开放接触外部世界，反思文革的错误，尝试恢复传统文化或接受西方思想，但这一群体在经济发展期忙于经济，往往是政治上“沉默的大多数”，影响力有限。但是到了经济崩溃期，就会发挥社会能量。
小结
1949年后出生的“红旗下长大”一代，在共产主义教育下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思想意识，文革期间行为极端，文革后分化为权力精英和社会底层。以习近平为代表的“红卫兵治国”模式依赖“变老了的坏人”，虽擅长控制却不善经济发展，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1949年后，中国对教育、文化、经济进行共产主义改造，培养了一代“红旗下长大”的孩子，接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教育。习近平更是在少年时被关入少管所，这个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如何使用剥夺自由来管理人。文革后，这代人分化：部分如习近平进入中共高层，执政后推闭关锁国，警察治国，靠“变老了的坏人”——文革时斗人整人的一批人——作为社会基础，形成了“红卫兵治国”——习近平的治理风格。
这部分当年的红卫兵成为社会底层变老的“老坏人”。这些人在文革中成长，缺乏道德约束。会因停车位纠纷砸车，地铁霸座，毫无社会道德意识，表现出来只有党性，没有人性。习近平的治理依赖这些“老坏人”在基层执行高压政策，如监控邻里、强拆帮凶。他们擅长整人，但治国能力不足，政策更重意识形态。这种“红卫兵治国”导致经济政策短视，外资撤离，内需萎缩，房地产崩盘、企业倒闭，失业率高企，年轻人“躺平”，经济陷入困境。并且还导致社会信任断裂，文化重建困难。
总之，习近平和他代表的这一伙人，是第一代、也是唯一的一代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