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邊界之外，我們依然負責
一、從有限理性說起
自啟蒙時代以來，理性（reason）成為西方文明的主軸，被認為是人類擺脫無知、迷信與專制的關鍵力量。然而，經過三百年的發展，人類文明卻逐漸發現：我們所倚賴的理性，實則是有限的。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揭示：人類並非全知全能的推理機器，而是在資訊不完全、時間有限、計算能力受限的條件下做出“滿意”（satisficing）而非“最優”決策。我們僅能在狹隘的“認知窗口”中進行思考。
這種有限性表現在：
- 時間限制：人無法預測所有後果，未來始終是一個未知數。
- 空間限制：人在局部作決策，卻無法全盤考量整體系統。
- 工具限制：我們的語言與邏輯，只能處理清晰、確定的對象，而對複雜、模糊、悖論性現象則束手無策。
- 價值限制：人的理性不能自足地創造終極目的，無法回答“應當如何活”的問題。
由此可見，理性只能作為認知的工具，而非判斷善惡與生死的指南。
二、在理性所不能達之處，人仍在行動
矛盾的是，儘管人的理性受限，我們的行為卻經常穿越理性的邊界，影響那些自身理解力所無法覆蓋的系統與後果。
舉幾個例子：
1. 生態與技術的蝴蝶效應
一項科技創新，如AI演算法、基因編輯，可能改變的是整個社會結構與生命進化，然而科學家在發明之初，並不具備預見百年後倫理與社會型態的能力。人類的行為超出了自身的理解框架，但後果卻必須自己承擔。
2. 道德與情感的無限反饋
一個簡單的家庭教育方式，可能影響子孫三代的人格與命運。人的一念之善、一念之惡，可能透過情感網絡、社會行為，回饋至自己所無法掌控的範圍。
3. 文明與歷史的沉積
一場戰爭、一部法律、一個觀念，可能改變千百萬人的命運，但立法者與政治家永遠無法“理性預測”歷史的真實走向。人類的文明是一部“因果超過預測”的歷史。
總結起來：**我們的理性只能認識有限，但我們的行動卻會影響無限。**這就是理性的悖論。
三、神的指引是對有限理性的補足
既然理性無法洞悉一切，但我們仍須做出選擇，那麼，就需要一種超越理性的力量：神的指引（Divine Guidance）。這裡的“神”，不必局限於宗教語境，它可以是：
- 天道：自然秩序的深層模式；
- 神諭（如摩西、老子、佛陀所傳）：人與宇宙之間的溝通管道；
- 道德直覺：人內在對善惡的無可辯駁的感知；
- 靈感與啟示：科學與藝術中無法用邏輯推導的洞見；
- 良知：不依靠計算與利害而作出的判斷。
這些指引來源的共同點在於：它們不依賴人的計算與分析，而是通過一種信任、順從、虔敬、默感等方式被接受。
正如康德所言：“兩件事令我敬畏不已，一是頭頂的星空，一是心中的道德法則。”——前者讓人謙卑，後者使人有責。
四、東方智慧：從“知其不可知”到“順天而行”
《易經》中明確指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道也。”古人並不依賴“預測”，而是在與“道”的契合中行動。
- 知其不可知，是智慧的開始：我們不以有限之心妄測無限，而是承認有一個超越理性的秩序。
- 順天而行，是行動的準則：行為要與宇宙節律、陰陽之變、自然而然相合，否則反受其害。
- “生”而非“是”的思維：中國古代哲學不是定義事物是什麼，而是觀察它如何生、如何變、如何互動。在這種思維中，行動與結果之間不是邏輯的推演，而是“感通”。
因此，真正的行動智慧，不是對未來的完全預測，而是在無法全知的情況下，依循一種可信任的指引來決定當下。
五、現代人的選擇：科技與信仰的再平衡
今日世界面臨的許多危機（如氣候變遷、AI倫理、全球衝突），都源於人類對自身理性能力的過度自信。我們“能做”的事，早已超越我們“能理解”的範圍。
因此，回歸神的指引，並不是拒絕科學，而是讓科學不再成為偶像，而僅是一種工具；讓人的理性服膺於一種更高的整體價值秩序之下。
這需要我們：
- 重新承認“不可知”的尊嚴；
- 尊重傳統智慧中的神聖秩序；
- 建立“有限理性 + 神性引導”的行動架構；
- 回歸生活的修煉本質；
- 在謙卑中行動，而非在驕傲中決策。
結語：因為有限，所以更須引導；因為影響無限，所以不能獨行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行走，如同行走在霧中山路，前路不明，但每一步都可能改變整座山的走向。在這樣的現實中，只有理性，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與那位看得見全局者聯結；我們需要一種從天而降、與心呼應的聲音；我們需要神的指引。
人是有限的，但行為的影響是無限的，因此人必須仰望那超越有限的神明，否則，我們將在自己的理性中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