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苏维埃解散了再说——1990年的莫斯科见闻录
1990年，我坐火车穿过苏联去欧洲开会，在莫斯科停留了整整半个月。那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年，街头的空气里，已经飘着一种旧世界将崩塌的味道。
刚到莫斯科时，我偶遇一位在当地生活多年的华侨。我们聊到苏联的种种问题，他语气平静却透着坚决：“这些事啊，先把苏维埃解散了再说，不解散什么都解决不了。” 这句话后来不断在我脑子里回响，因为我亲眼看见的莫斯科，正好是那句话的最好注脚。
商场像展览馆
有一次，我走进一家位于市中心的百货商场。刚进门，我以为走错了地方——偌大的商场空荡得像个展览馆，几排柜台上零零星星挂着几件大衣，孤零零地像舞台上的布景，反而衬得整个大厅更空旷。没有喧闹，没有讨价还价，甚至没有顾客。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物资匮乏”不是抽象的经济学概念，而是能让一个商场变成空壳的现实。
排队，先站上再说
另一次，我和同伴在街上闲逛，看见一家门脸紧闭的小店。我们正好奇地往里张望，后面突然有人排起队来，几秒钟的工夫就排了十来人。原来当时的苏联人养成了一个生存本能——只要看到有人排队，不管卖什么，先排上去再说。因为等到你知道在卖什么时，货可能已经没了。
吃得饱，却没花样
食品商场里，能看到的就是土豆、面包和黄油，几乎没有别的。吃饱没问题，但花样是奢侈的概念。这种饮食单调不是偶然，而是计划经济末期全国性物资分配失灵的直接结果。
高素养的普通人
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不只是匮乏。苏联人的文化素养之高，超出了我的预期。那时苏联的大学升学率已经接近一半，街头遇到的普通士兵，常常能用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他们的语法准确，口音纯正，让我惊讶。物质匮乏并没有把他们变成麻木的人，相反，很多人对外部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思想并不封闭。
政治与经济的死结
但这些知识与素养，并没有转化为对现实的掌控。苏联末期的经济已陷入系统性瘫痪，中央计划体制失去了调配物资的能力，地方官僚体系臃肿而低效，腐败蔓延。政治上，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公开化”和“新思维”——打开了言论空间，却没有同步解决经济困境，反而让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暴露出来。人们开始直面自己生活的窘迫，也更敢于表达对制度的不满。
那位华侨的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共识缩影：问题已多到没法一一修补，先推倒重来，才有解局的可能。
街头的气息
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我总觉得这座城市像一个外表庄严、内部却摇摇欲坠的巨人。列宁雕像依然高高耸立，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但路人的神情已经与官方宣传的“光明未来”背道而驰。他们不再热衷谈论革命理想，更多是对眼前的现实抱怨——工资、住房、物价、食物。
结语
一年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历史。那天我才真正理解，当年那位华侨的那句话不是情绪化的发泄，而是很多苏联人心底冷静、清醒的判断：“先把苏维埃解散了再说。”
因为他们早已明白，在一个体制已经失去解决问题能力的情况下，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
苏联末期社会画像（约1990—1991年）
| 领域 | 核心数据 / 特点 | 背景说明 |
|---|---|---|
| 人口与教育 | 总人口约 2.86 亿；大学升学率约 50%；识字率接近 100% | 苏联长期重视普及教育和高等教育，科学、数学、工程类人才储备庞大；教育免费，科研投入占 GDP 比例高 |
| 经济总量 | GDP 约 2.7 万亿美元（按当时汇率估算）；人均 GDP 约 9,300 美元（购买力平价） | 名义规模庞大，但严重依赖重工业与军工产出；消费品与轻工业发展滞后 |
| 经济结构 | 工业占 GDP 比重约 50%；农业占约 15% | 军工产业占全国工业产值比例超过 20%；农业效率低，依赖进口粮食 |
| 通货膨胀与物资供应 | 通胀率由1980年代末的个位数急升至1991年的三位数 | 价格管制、供应链失衡、财政赤字扩大导致商店空架、长队成常态 |
| 国际贸易 | 主要出口：石油、天然气、军火 | 对石油出口依赖极高；1986年油价暴跌直接冲击财政收入 |
| 政治体制 | 一党制（苏共）；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兼总统；推行“公开化”“新思维” | 改革打开言论与结社空间，但体制性利益格局未变，中央控制力快速下滑 |
| 民族与行政结构 | 15个加盟共和国 | 各共和国民族成分复杂，民族精英在改革中争取独立，成为解体重要推力 |
| 军队与国际地位 | 常备军约 390 万人，核武库规模全球第一 | 军事科技先进，但维持成本高昂，对经济形成沉重负担 |
| 社会氛围 | 公众普遍受过良好教育，能接触外语与国际资讯；物质匮乏与思想开放并存 | 高文化素养与日益开放的信息流通，加速了公众对体制弊病的认知与不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