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公众叙事里，中共的权力更迭被简化成“领袖个人的意志”，仿佛谁掌权，谁就能随意决定国家的方向。但在中共的实际运作中，个人的政治选择往往是派系势力平衡的产物。即使是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最高领导人，也必须在党内既有的政治势力格局中作出选择。
回顾中共百年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核心的潜规则几乎贯穿始终——中共有两条基本的政治派系主线：毛泽东的“本土派”与周恩来的“共产国际派”。这两派既是死敌，又在关键时刻握手言和；既互相削弱，又在生死关头共保政权。
一、两大派系的历史起点
- 毛的本土派
毛泽东依托的是在中国农村根据地建立起来的独立武装和地方干部体系，强调“自己打天下，自己当家作主”，对苏联的控制心存戒备。在延安时期，毛派依靠对党内“本土化路线”的宣扬，逐渐取代王明等亲苏派的主导权。 - 周的共产国际派
周恩来早年受苏联派遣、接受莫斯科指令行事，长期保持与苏共的密切联系。在延安整风前，周更多充当国际派的核心协调者，熟悉外交与情报系统，在中央的情报、统战、外交网络里建立了深厚基础。
毛派 vs. 国际派的第一、二次大规模较量发生在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前后，最终毛派占据了军事主导，但国际派保留了外交、情报、干部体系的影响力。
二、内斗与合流的循环模式
这两派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平时互斗，危机合流。
- 中共建国初期：朝鲜战争爆发，毛派与国际派暂时放下分歧，对外一致。
- 1950年代后期：毛与苏联决裂，本土派与国际派冲突加剧，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国际派骨干，在经济政策上与毛分歧明显。
- 文革时期：毛派借文化大革命大规模清洗国际派，刘少奇被打倒致死，邓小平屡遭打击，但国际派依然在外交、情报等隐秘系统中保持火种。
到了政权生死关头——例如林彪事件、1976年政局动荡——双方又会临时合作，以防第三方力量（如地方军阀、独立政变）威胁中共整体存亡。
三、改革开放的派系再平衡
毛去世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 林彪作为毛的军中代理人已死，本土派失去军队召集人；
- 国际派制约了毛指定接班人华国锋，迅速在高层夺权；
- 邓小平作为国际派的核心人物，得到这一派系的死保，即便在文革中多次被打击甚至面临暗杀，都能被保护下来。
邓上台后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政治上固守、经济上开放。这既满足了发展经济的诉求，又安抚了毛派的意识形态底线。改革开放的旗号是从经济主导人陈云手中接过的，但政治结构依旧维持一党专政的基本盘。
四、军中势力的派系延续
军队是派系存续的核心资源。
- 杨成武是毛派在军中的重要人物，中共建政后长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负责看守“北京九门”。
- 文革中，他因监视林彪而被林彪拿下，后被周恩来（国际派）“保护性看管”到武汉。
- 毛派倒台后，他一度复出，却被邓小平调任福州——这实际上是政治发配。但杨成武在福州军区经营多年，使其成为毛派在东部军中的据点。
- 邓小平裁撤福州军区，但派系遗产仍然存在。
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积极靠近杨成武系统，获得支持，在福建站稳脚跟。这也是他后来在中共高层立足的重要背景。
五、习近平为何走毛派路线？
按家族渊源，习近平与毛泽东有世仇——毛当年整肃习仲勋，使其长期失势。但在现实政治中，个人恩怨必须为派系利益让路。
- 习近平在仕途关键阶段获得了毛派残余的支持；
- 上台后，他延续毛派的统治风格——高集中度的权力架构、强化意识形态、强调个人权威、削弱国际派传统的集体领导制。
这并非单纯的个人喜好，而是派系结构与政治生存的必然结果。
六、结语：派系政治的隐性逻辑
中共的权力运作，从来不是“谁当领导就按谁的想法办事”。
更接近真实的图景是：
- 派系决定领袖的路线；
- 派系之间既相互倾轧，又在关键时刻合作维持政权稳定；
- 领袖的个人命运与其所属派系的兴衰密切捆绑。
毛派与国际派的百年博弈，既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主线，也解释了为什么看似截然相反的政治路线，往往在领导人更迭时能迅速反转——因为路线的背后，是派系格局的调整，而不是理念的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