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其诞生以来，即深度嵌入中共的政治结构之中。中共历代领导人通过“整风—肃军—再编制”的模式，对军队进行持续的派系清洗，以确保中央权力的绝对控制。本文以档案化研究方法，梳理自延安整军、建政前后肃军，到林彪事件、邓小平整编军队，再到习近平时期的“军改与反腐肃军”过程，揭示中共军队清洗的制度逻辑与权力结构演变。
一、建政前的军队派系整肃（1927–1949）
1. 红军时期的“肃反”与派系结构的形成
中共在井冈山建立红军后，即出现了“党指挥枪”原则下的派系冲突与整肃。1930年红军内部出现了所谓“AB团”案、“富田事变”等系列清洗行动，直接导致数千名基层指挥员被处决或失踪1。这一时期的肃军行动不仅带有极强的派系色彩，也为日后毛泽东掌握军权奠定了路径依赖的政治文化基础。
红军肃反的逻辑是“防右倾、防特务、防叛徒”，其核心目标在于政治忠诚的绝对化。根据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的文件，任何对毛的战略路线提出质疑的军政干部，均可能被指控为“AB团”2。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设立“肃反委员会”，其下的“特别法庭”对红军干部实行“快速审判与即刻执行”的制度3。据学者杨奎松（2013）统计，仅1931—1933年间，红军肃反中被处决者即超过1万人4。
2. 延安整风与八路军派系整合
抗战期间，毛泽东利用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对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不同派系（如张闻天、王明、彭德怀等系统）进行再整合。延安整风不仅是一场思想运动，更是一次深度的军政权力重组。毛泽东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消解了军内多头领导格局，使军队完全服从党中央的垂直控制体系5。
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公布的《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编》（1982），在整风后的1943年，八路军政治部系统超过三分之一的高层干部被调整岗位，其中多为早期留苏或王明路线干部6。这标志着“苏派”系统在中共军政体系中基本被边缘化。
3. 解放战争时期的肃军与再编
1946年后，中共军队进入战略扩张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别掌控不同区域的军事系统。此时出现了“地方野战军派系”与“中央纵队系统”的矛盾。根据苏联档案馆资料（RGASPI, Fond 495），苏联顾问曾向斯大林报告称：“毛在清洗军中地方派系，特别是东北野战军内部的不听调者。”7
1948年，林彪、刘亚楼主导的东北野战军成为中共主力。毛在电令中多次强调：“林、刘系统必须忠诚，若有偏离，立斩不赦。”8 这显示出中共在建政前，军内清洗与政治忠诚的联动机制已完全制度化。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整肃（1949–1978）
1. “高岗饶漱石事件”：建政初期的军内肃清
1954年“高饶事件”成为建国初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军系统整肃。高岗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东北军区系统，饶漱石控制华东军政系统，两人被指“阴谋分裂中央”9。毛泽东借此清除早期“地方诸侯”势力，并确立了林彪、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委核心”结构。
2. 彭德怀事件与“庐山会议肃军”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这场政治批判实质上是军队内部的一次清洗。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59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2），彭系将领、张爱萍、黄克诚等一批高级军官被撤职、降级或审查10。
这次事件标志着军中“敢言派”彻底出局，军队进入毛个人意志主导的高压体制。
3. 林彪事件与“九一三”后肃军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央军委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整肃。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文件汇总，涉及调查的军级干部超过500人11。毛泽东借此彻底摧毁林彪系统，并重建“忠诚—服从—中央决定”的军队结构。
学者沈志华（2017）指出：“林彪事件是毛对军权再夺权的政治革命，其后军队全面文官化、政治化。”12
三、改革开放后的军队整编与权力再平衡（1978–2012）
邓小平复出后，1978–1985年间共裁军100万，并推动“军委主席负责制”下的制度化改革。这一时期虽表面稳定，但仍存在“老军头”与“技术派”的矛盾。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杨尚昆、杨白冰等人被逐出权力中心，标志着又一次高层军权再分配13。
四、习近平时期的“反腐肃军”与再集权（2012–2025）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军队反腐名义下的整肃规模超过邓、江、胡三代。郭伯雄、徐才厚、李尚福、张又侠等历任高层均被调查或免职，体现出极端的“军权集中—派系坍塌”结构14。
2025年10月前夕，习近平一手提拔的9名上将被集体宣布落马，标志着军中权力格局的剧烈震荡。此后军委系统进入前所未有的真空状态，显示出“枪杆子出问题”，已成为中共体制最大隐患15。
结论：制度化清洗与权力继承的悖论
中共的军队清洗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自我维护机制”。每一次高层更替，都伴随着军队的再整肃与派系重构。毛、邓、江、习均在不同阶段以“政治忠诚”为核心指标，确保军队成为个人权力的工具。
然而，随着现代军队体系的专业化与全球化压力，中共对军队的政治化操控正在与国家治理逻辑发生冲突。军队清洗的循环结构，可能正是这一体制走向危机的症候。
参考文献
- 杨奎松，《中共历史的若干问题》，2013，第212页。 ↩
- 同上，第220页。 ↩
- 延安肃反委员会档案，江西瑞金档案馆藏，1931年。 ↩
- 杨奎松，2013，第224页。 ↩
- 中共中央档案馆，《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编》，1982，第176页。 ↩
- 同上，第189页。 ↩
- RGASPI, Fond 495, Opis 99, Delo 5. ↩
- 毛泽东致林彪电令，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汇编。 ↩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高饶事件内部通报》，1954年。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59卷》，第243页。 ↩
- 中共中央办公厅，《林彪事件后整肃通报》，1972年。 ↩
- 沈志华，《毛泽东的隐秘世界》，2017，第311页。 ↩
- 徐焰，《共和国的将军们》，2019，第367页。 ↩
- Li, C. (2016). Chinese Military Elite Politics in the Xi Era. ↩
- 章永乐，《权力的逻辑》，2020，第41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