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背景：一则“看似理性”的建议
近期，一则关于复旦大学教授黄有光的旧言论再次在网络引发争议。他曾建议中国应推行“默认器官捐献制度”——即所有公民若在生前未明确表示拒绝，死后器官将自动被纳入捐献系统。
这一制度在部分西方国家（如西班牙、奥地利）确实存在，并被一些经济学者视为提高器官供给效率的“理性设计”。但当这个理念被移植到中国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其后果便不再是一个“制度改进”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分层、知情权与人权伦理的陷阱。
因为在现实中，能够理解政策文件、主动提出“拒绝捐献”申请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高、信息获取渠道畅通的城镇中产；而最不可能提出拒绝的，则是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缺乏信息渠道的农民与底层劳动者。
换句话说，在“默认捐献”制度下——哪怕没有明文提及——农民群体就会成为事实上的主要器官供体来源。
二、制度逻辑：从“自由选择”到“隐性剥夺”
表面上，“默认捐献”是一种“人性化”的制度：它鼓励器官移植，拯救生命。然而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这种制度设计在不同社会中的意义天差地别。
在一个法治健全、信息公开、民众教育普及的社会，默认捐献意味着“高效与公益”；
但在一个信息不对称、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社会信任崩塌的环境里，默认捐献就可能变成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剥夺。
- 在西方：民众可以通过透明渠道、线上系统、法律援助等方式轻易选择退出；
- 在中国：文件可能晦涩、程序复杂、信息传播有限。农民、老年人、外出务工者——恰恰是最不了解“自己能拒绝”的那群人。
于是，所谓的“默认”，实际上变成了**“默许”与“沉默的收割”**。
从伦理上说，这是“同意原则”的彻底颠覆。真正的“自愿捐献”必须建立在充分知情与自由意志之上；而默认制度在中国社会中，极可能演化为一种对无知者的制度性掠夺。
三、隐含的歧视：被制度筛选出来的“可供体群体”
如果我们进一步推论，“默认捐献制”在中国语境下意味着什么？它隐含的逻辑是：
“懂规则的人有选择权，不懂规则的人就成为供体。”
这种制度表面平等、实则分层。它按照教育、阶层、信息能力划分“生死权”的实际拥有者。
- 城市居民、大学生、官员、专业人士会主动选择“拒绝”；
- 农民、打工者、边远地区的老年人，因为不知道有“拒绝权”，会自动被纳入捐献数据库。
结果是：捐献系统里的主体，几乎全部是弱势群体。
这不再是医疗制度，而是一种隐形的社会掠夺机制。
这种“高等人群掌握选择权、低等人群被动被剥夺”的设计，在伦理上与种姓制度并无本质差别。
它让“知识分子的话语理性”变成了“权力与资本的合法性外衣”。
四、政治与伦理层面：极权语境下的“科学掠夺术”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这种“默认捐献”式的政策思路，与中共长期的治理逻辑一脉相承：
- 以“公益”包装控制：所有涉及个体身体权的制度（从计划生育到疫苗接种，再到社会信用体系）都被包装为“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个体意志被视为可忽略的“噪音”；
- 以“专家理性”消解伦理反思：只要由“教授”“学者”提出，哪怕内容极端，也可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从而绕开公众舆论的道德审查；
- 以“实验社会”方式推行：一旦获得政策采纳，便迅速形成强制性操作，不容拒绝或抗辩。
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中，任何触及生命、身体与自由的制度，都有可能变成权力的收割机制。
“默认捐献”若被采纳，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隐形的“器官采集工程”——以法律与理性为外壳，以无声的阶级剥夺为内核。
五、知识分子的角色：谁在为权力洗净血色？
在这一事件中，最值得深思的并非一句话的真假，而是：
为何这样的言论总是出现在“教授”“专家”“研究员”的口中？
在中共体制下，知识分子早已不再是社会的独立理性力量，而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
当“学者”提出“计划性生育”“器官默认捐献”“社会信用分级”等建议时，他们往往披着理性面具，却在为国家权力的深入控制提供“技术化论证”。
这种现象有三个特征：
- 去道德化：以效率、理性、数据为名，消解伦理质疑；
- 去人性化：以“群体最优”为目标，剥夺个体选择；
- 去责任化：以“我只是提出建议”为挡箭牌，掩盖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共谋。
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单个“恶劣专家”，而是一种制度性生产机制——
中共体制定期制造出能说出“让农民捐器官”“对低收入者征收生育税”之类荒谬建议的专家群体。
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好，而是为了让社会更驯服。
六、结语：当沉默成为代价
“默认捐献”在纸面上看似温和，在现实中却意味着让最沉默的群体付出身体的代价。
在中共语境中，这不仅是一个医学制度问题，更是一次对个体尊严与自由权的“冷暴力收割”。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
“在没有自由选择的社会里，任何‘默认’都意味着强迫；
在没有公民意识的社会里，任何‘理性设计’都可能成为收割机。”
所谓“默认捐献”，如果落地，就意味着那些最不了解规则、最难发声的人——农民、工人、底层劳动者——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新的“资源”。
他们的沉默将被定义为“同意”，他们的身体将被国家机器视为“公共财产”。
这，正是极权制度最阴冷的温柔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