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一次“剧本未完成”的四中全会
中共历次四中全会，在制度形式上是政治路线与组织人事的“中期检视”，但在实际运作中，它往往是权力集团完成“新一轮分赃”的节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的政治议程几乎总能在会议召开前，通过派系协调、部门利益平衡和军费分配机制达成“分赃协议”。因此，历届全会虽然表面庄严，但实质不过是将已谈妥的权力格局以政治文件形式加盖公章。
然而，2025年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与以往不同——这是一场在剧本尚未完成、分赃协议尚未确定的情况下，被迫召开的会议。会议的全程封闭、外界信息的完全阻断、新华社与央视的异常延迟报道，都显示出中央内部在会议召开前并未达成共识。原因只有一个：权力与军费的分配机制彻底失灵。
二、分赃体制的形成：从经济改革到军事预算
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政治运行逐渐形成了一套非正式但系统化的“分赃程序”。其逻辑是：
- 以五年计划为周期的资源分配机制。
各派系、部委、军种、战区在每个五年计划启动时，都会提出各自的“资源需求理由”。例如：经济部门以“稳定增长”为由争取投资；公安系统以“维稳”为理由要求预算；军队则以“打台湾”“南海危机”“能源通道安全”等战略口号争取军费。 - 政治包装与利益再平衡。
第二、三年开始，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央军委联合作为“协调平台”，由中办出面统一整合利益。第三、四年形成五年计划草案，再于四中全会上正式确认。
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每个派系都能分得“足够的蛋糕”，政治稳定即得以维系。
三、东部战区与“打台湾”战略：分赃机制的破口
习近平上台后，为稳固军权，采取了“地域绑定与忠诚绑定”的策略。他长期在福建、浙江、上海任职，对东部地区将领有深厚的人脉基础。因此，习近平在重组军队后，将重点押注在原31集团军及其改编后的东部战区。
在他的布局下：
- 东部战区被赋予“对台首战主责”；
- 31集团军（南京军区传统嫡系）被改编为东部战区核心力量；
- 军费、装备、指挥体系、情报资源大量向东部倾斜；
- 一批与习近平有旧识关系的31集团军将领被密集提拔，进入战区高层与军委机关。
这使得全国军费出现了显著的不平衡：东部战区“饱和”，中部、西部、北部战区“饥荒”。
结果，长期得不到资源分配的其他战区（尤其是西部与北部）不满情绪激化——他们认为“打台湾”战略让军队整体利益服从于个人政治布局，背离了“国家安全均衡”原则。
四、张又侠的角色：功高震主与潜在反击
习近平掌权初期，军改是其权力巩固的关键一步，而执行者正是他的老战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张出身红二代，是老将张宗逊之子，拥有军中威望与系统资源。在习近平的委托下，他主导了2015—2017年的军改：裁撤大军区、组建战区、重构军委体系。
但这场军改完成后，问题显现：
- 张又侠手中掌握军改成果与人事布局，形成“实控军权”的形象；
- 军中普遍认为张“代行军委权”，有功高震主之嫌；
- 习近平因此对其戒备，逐步削弱张的实际权力。
按照中共惯例，这种局面往往走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当张又侠意识到自身被边缘化、甚至面临清洗时，外界普遍推测他可能采取反击。于是，当东部战区及原31集团军将领相继被查、火箭军高层密集落马时，舆论几乎一致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反腐”，而是张系势力的反击行动。
五、军中清洗的连锁反应：习近平的控制崩解
从2024年底到2025年中，军中清洗速度前所未有：
- 火箭军高层几乎被“一锅端”；
- 东部战区司令、副司令、参谋长接连失踪或“被调查”；
- 与31集团军有渊源的军官系统性地被调离或处理。
这些行动的直接后果是：
- 习近平原先依赖的“忠诚集团”遭瓦解；
- 军委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
- 军队的忠诚中心开始重新排列。
消息显示，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被迫“配合”清洗以自保，等于亲手削弱了自己的军中根基。此后，军委的实控权很可能落入由张又侠或其继任势力主导的“集体管理”之下。
外界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实际上在军委体系中被边缘化，已失去对军队的实质控制。
六、四中全会的僵局：剧本未定与权力对峙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届四中全会成为了一场无人敢提前写剧本的会议。
以往每次全会都有提前敲定的“决议文稿”，但这一次，会议召开前：
- 各派系对人事与政策分配未达成共识；
- 军委系统缺乏明确的指挥权归属；
- 政治局常委内部存在强烈的不信任与互防。
会议被迫采取前所未有的“全封闭形式”，外界连议程都无法获知。多方消息显示，会议中可能围绕军队权力分配、军委主席制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组等关键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
习近平本人在失去军队实控权的情况下，其政治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由此形成的对立，正是中共高层目前难以掩盖的政治现实。
七、结语：分赃体制的断裂与政权的内在危机
中共的统治逻辑，从来不是基于制度正当性，而是基于利益平衡的实用机制。改革开放后，政治派系的“分赃机制”成为维系其表面稳定的基础。当这套机制因权力过度集中、资源分配失衡、军中忠诚体系崩坏而无法维持时，整个政权就陷入了“制度性瘫痪”。
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异常，正是这一瘫痪的最直接体现。
它不只是一次会议危机，而是中共统治模式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结构上崩解。习近平的强人统治，将这个系统推到了自身的反面——当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时，任何一次失衡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坍塌。
这场“剧本未完成的会议”，可能标志着中共内部权力平衡时代的终结，也揭示出一个长期被掩盖的现实：在失去军队支持之后，独裁者的命运往往取决于他曾经亲手构建的恐惧机器何时反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