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信仰”到“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路径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公告再次强调“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今天，这样的表述往往被人看作是口号，实际上不是，而是对体制方向的再一次宣誓——意识形态凌驾于治理理性之上。
回望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初吸引了两类人。
第一类，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怀抱民族救亡的理性愿望，相信通过科学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摆脱贫弱，走向现代化。他们曾经真诚、勇敢、清醒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
然而，在中共内部几十年的斗争、倾轧与清洗中，这类理性理想主义者早已被淘汰殆尽。 他们的命运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吞噬。
第二类，是权力现实主义者。他们洞察到这套理论的权力核心：只要掌握了“公有制”的代理权，就等于掌握了整个社会的资源与命运。
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演化，从表面上“解放的学说”，而变成了“统治的学说”，并且是一种魔鬼统治的学说。
最终，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二四四二”中，从唯物理性主义的信仰，蜕变为一种邪恶的政治权力技术。
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从生产力到权力代理
马克思主义原本强调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互动，希望通过公有制消除剥削。然而，在极权体制中，这种理论被彻底“转义”。
中共建政后，以“人民”的名义确立了“党代表全民”的架构。
这一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形：
- 公有制的产权，实质上变成了“党有制”；
- 劳动资料的归属权，演化为党的管理权；
- “代表人民”逐步异化为“取代人民”；
- “社会主义经济”最终蜕变为“政治垄断资本主义”。
在这种结构下，谁掌握了“公有制的代理权”，谁就掌握了社会全部权力与财富的源头。
权力成为最大的生产资料，而统治集团成为最大的资本家。
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政治宣誓
在此次四中全会公告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放在前列，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列。
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高度策略性的宣誓。
它意味着两个层面的现实：
- 合法性再造。
经济奇迹已走到尽头，社会信任全面下滑，体制必须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
在缺乏现实政绩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便是重回意识形态——
重新塑造一种“历史正确性”，以信仰替代事实。 - 思想统一与清洗的前奏。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今日中国的语义，并不指向理论，而是指向服从。
它的真正对象是体制内部——用来告诫党内那些主张“务实改革”的派系：
不许再谈胡温式的务实，不许再谈市场化，不许再谈政企分开。
这是一种回归“革命宗教”的政治宣言。
其本质不是信仰，而是恐惧的再生产。
四、权力逻辑的终局：代理人对国家的完全占有
在过去七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的名义”掌控了全部公有资产。
无论是土地、能源、银行，还是数据与算法，统统被纳入“党的领导体系”。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早已不再是经济制度选择，而是权力占有的制度化表达。
如今，当公告再次重申这一点，实质上是在为下一阶段的权力再集中提供合法性依据：
- 通过党管企业、党管资本、党治科技；
- 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重新整合社会资源；
- 通过整肃与合并消灭市场竞争和民间资本；
- 以“公有制”的名义完成权力代理的垄断化。
这意味着，所谓“公有”，实际上已彻底异化为“党占有”。
中共的统治模式最终形成了一个封闭循环：
党代表人民 → 党取代人民 → 党占有一切 → 党再用意识形态维护占有。
五、结语：理性已死，“信仰”这个概念被马克思主义玷污
四中全会公告表明，中共正在彻底放弃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而回到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原点。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思想复兴，而是政治倒退。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命运，就是一场从思想到暴力、从“信仰”到工具的历史转化。
那些曾怀抱真诚理想的革命者早已消逝，他们的名字被权力机器抹去；
而那些懂得利用理论为权力赋能的人，则延续了这个体系至今。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再次高举，已不再是所谓的“信仰”，而是为了统治。
✳️ 附录：中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语义转化表
| 历史阶段 | 官方表述 | 实际含义 | 权力逻辑 |
|---|---|---|---|
| 1920–1949 |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 夺取政权 | 理论信仰阶段 |
| 1949–1976 |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 夺取生产资料代理权 | 权力垄断阶段 |
| 1978–2012 | 马列主义指导改革开放 | 以市场手段服务党权 | 政治资本阶段 |
| 2012–2025 |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本指导思想 | 意识形态复位、体制封闭化 | 统治神化阶段 |
一句话结语：
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是坚持一种“信仰”，而是命令，理性就死了，只有服从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