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文化尊严的断裂史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若要寻找一个“士”的黄金时代，唐宋无疑是最闪耀的巅峰。那是一个诗歌、制度、思想、人格都在高处闪光的时代。士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更是政治伦理与社会正义的承担者。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一己之心性架起了文化与政治的桥梁。
然而，自元朝以后，士的风貌却急转直下：从国家骨干变为权力附庸，从“以道事君”沦为“以身事君”，从治国者变成皇帝的办事员——甚或奴才。张鸣教授在安博文章中指出，这一断裂不仅是文化史意义上的衰落，更对中国政治文明造成了深刻影响：士人不再为天下负责，而是为权力服务；不再立言立德，而是为了生计与仕途屈膝。
本文将沿着这一断裂线索，展开一段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尊严的深度检视。
一、唐宋——士人的高峰：人格与理想相互辉映
1. 个人修养与家国责任的统一
所谓“士”，不仅是读书人，更是社会伦理的守护者。
- “修身” 是人格的修炼；
- “齐家” 是生活的实践；
- “治国平天下” 是责任的承担。
唐宋之士普遍相信：个人品德与政治能力之间存在必然关联。正因如此，社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制度赋予他们上升的路径。
2. 科举制度带来的文化平权
宋代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得“天子门生”遍布庶族寒门。士不再是贵族，而成为“万民可成”的身份。只要读书、努力、积累学识，就能进入政治核心。
这种社会流动，孕育出苏轼、王安石、范仲淹等巨匠。他们不仅有文化，更有胸怀、有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绝不是一句文学口号，而是士大夫身份的伦理要求。
3. 士人的政治参与与公共伦理
唐宋文人不是权力的饰物，而是权力的伙伴、监督者甚至对手。
宋代范仲淹参与庆历新政，不惜触怒皇权；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之间的政治争鸣，更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文明、最能体现思想活力的篇章。
这是一个士可与君争、与权力对话的时代。
士人能直言，因为他们拥有制度与文化赋予的尊严。
二、元代之后——士的断裂与沦落：人格被制度压碎
张鸣指出：“元朝之后，士就不是以前那个士了。”这一评价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条深刻的断裂线。
1. 元朝：士的第一次全面“被贬值”
蒙古统治者并不尊重传统汉文化，更不认可士人的地位。他们真正重用的，是能调整中外沟通的“通事”，而不是读书讲道的士大夫。
文化不重要，工具才有价值。
士人的学问和道德，在蒙古统治者眼里都不值钱。
这不仅削弱了士的社会地位，也动摇了儒家精神的政治基础。
2. 明朝：表面尊儒，实际羞辱
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从不真正信任士人。他恢复了科举，也尊崇儒学，但这是一套工具化的儒家。
张鸣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廷杖制度：
“廷杖本身就是对士人的羞辱。是皇帝公开剥掉你的裤子打屁股。”
士人在唐宋是与权力对话的伙伴，而在明朝，他们成为皇帝随意处置的对象。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专制皇权下变成“天下是皇帝的，与你无关”。
3. 清朝：跪礼制度化的“奴才文化”
到了清代，对士人的羞辱不仅继续，而且被制度化、仪式化。
臣子必须跪拜皇帝，必须长时间五体投地，甚至需要“保护膝盖”以便反复跪拜。张鸣讽刺地说，这几乎成了一种“体操”。
一个跪着的群体，是不可能产生唐宋那样的士大夫的。
4. 士的分裂：硬撑者与务实派
面对权力的压制，士人出现两种分化：
- 硬撑者：坚持节操，宁死不屈，但多遭悲剧；
- 务实派：与权力妥协，攀附太监、贪求权位，用“灵活姿态”活下去。
后者的胜利，标志着士大夫精神的集体崩解。
三、被扭曲的“士”：从道义担当到权力工具
在唐宋，士是：
- 思想的贡献者
- 社会伦理的守护者
- 君主的伙伴
在元明清，士变成了：
- 皇帝的办事员
- 权力机器的润滑剂
- 礼仪制度中的跪拜者
- 个个“识时务”的奴才
这种转变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制度的悲剧。
四、历史的深层结构：为何这一断裂会发生？
1. 皇权的无限扩张
宋代以后，皇权边界越来越小，容纳士人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元以民族特权压制汉文化；
明以暴力羞辱士人；
清以礼仪制度化士的屈服。
最终形成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权力不允许士有独立人格。
2. 士人的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唐宋：
士参与国家治理，是“共享权力的一部分”。
在元明清：
士只是“皇帝意志的执行者”。
士失去了公共性与政治功能。
3. 文明：由开放走向封闭
唐宋文化开放、多元、包容、创新。
元明清文化封闭、僵化、等级化、仪式化。
士的角色变化，正是文明的晴雨表。
五、现代视角：士的退场改变了中国什么？
张鸣在文章中有一句特别值得谨记：
“正是那些不肯跪的人，撑起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士的沦落，直接导致几个后果：
- 思想被压制，创新能力急剧下降
- 士不再代表道德，而只剩工具地位
- 社会失去真正的公共理性
- 权力机器高度发达，文化精神高度萎缩
这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影子。
因为文化传统如果断裂，社会就会陷入“无人敢说话、无人敢担当”的状态；精英若成为奴才，国家也会失去方向与纠错能力。
结语：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士”的意义？
唐宋之士，是文化高峰，也是人格高峰；
元明清之士，是制度的牺牲品，也是文明退潮的见证者。
重新认识“士”的历史，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理解：
- 一个文明如何尊重知识与独立人格
- 一个国家如何允许批判、对话与责任
- 一个社会如何保持文化脊梁，而不成为跪着的共同体
在张鸣的叙述里，那些不肯跪的士人，是中国文明的真正守夜人。
今天，这个话题仍值得我们反复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