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敏感词库看中共国家治理的深层机制
在讨论中共国家治理时，人们往往聚焦于警务化、技术监控或行政集权，却较少注意一个更基础、也更隐蔽的层面：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压缩。然而，正是在语言这一层面，国家治理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完成了最深、也最难逆转的一步。
一、语言压缩并非“言论管理”，而是社会结构工程
近年来不断披露的资料显示，对语言的控制已呈现出高度系统化、精细化和持续扩张的特征。
- 2020年泄露给某视频平台的一份敏感词库中，仅涉及习近平的组合词条就高达35,476个，涵盖昵称、谐音、缩写、表情替代、以及与不同政治语境的搭配方式。
- 公民实验室2023年的研究指出，中国主要搜索引擎与社交平台内部运行着超过6万条审查规则，其中绝大多数集中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与权力结构。
- 小红书内部文件显示，在短短数月内，仅围绕习近平相关舆情，就新增了564个敏感词。
这些数字所揭示的，并不是某种“过度谨慎”的舆论管理，而是一项明确的治理逻辑：通过穷尽式封堵语言组合的可能性，压缩社会表达的结构空间。
二、从“禁止说什么”到“无法形成语言”
传统威权体制多采取“红线式”语言管理，即明确哪些话不能说。但上述资料显示，当下的治理方式已经发生质变：
- 不再只是禁止某些“观点”
- 而是系统性消除词汇生成、隐喻演化与语义延展的空间
- 目标不在于纠正错误，而在于防止意义出现
当“习近平+反腐”“习主席+北戴河”这类中性甚至官方叙事语境中的组合，都被纳入审查对象时，语言控制已经越过了“防止攻击”的边界，进入了防止关联、理解与再解释的阶段。
这意味着，公众并非被告知“你不能这样想”，而是被置于一种状态：你逐渐无法用语言把这些想法组织出来。
三、语言即思维的边界：并非修辞，而是政治现实
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著名断言——“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在这里并非抽象哲学，而是高度现实的政治描述。
语言至少承担三项关键社会功能：
- 命名现实：将经验转化为可讨论对象
- 建立关联：把个体事件放入结构性理解中
- 形成公共性：让私人判断转化为公共讨论
当词汇被系统性清除时，这三项功能同时受损：
- 现实无法被准确命名
- 事件之间无法建立因果与结构关联
- 公共讨论退化为零散、情绪化、不可累积的碎片
结果并不是“人们不再关心政治”，而是政治从可理解对象退化为不可言说的背景噪音。
四、语言压缩与社会结构的极度扁平化
中共治理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对社会结构的持续压缩：
- 中间组织被消解
- 自组织空间被消除
- 公共领域被行政化、平台化
语言压缩，正是这一结构工程中最基础的一环。
当一个社会无法稳定地产生：
- 概念
- 术语
- 隐喻
- 批评语言
它就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阶层意识、群体认同或制度性反思。社会被迫退化为两极结构：
- 上层：掌握完整语言与叙事权力
- 下层：只能使用被许可的、去政治化的日常语言
中间层——也就是通常承载公共讨论、制度批评与渐进改革的空间——被系统性压扁。
五、技术治理并非中性的“效率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言压缩并非主要依靠人工禁令，而是通过算法、规则库与平台责任机制完成的。
其后果是：
- 审查不再表现为外在压迫，而成为“系统默认状态”
- 语言自我审查内化为用户的条件反射
- 思维边界在无明确指令的情况下被自动收缩
这正是技术治理最深的政治含义：它不需要说服，也不需要恐吓，只需持续删减语言的可能性。
六、结语：当一个社会开始失去词汇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社会的衰败往往不是从暴力开始，而是从语言的贫乏开始。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难以：
- 描述权力
- 讨论责任
- 命名不公
- 构想替代方案
它表面上可能仍然稳定、有序、安静，但其内部已经高度脆弱。
语言被压缩的社会，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思想无法成形。
而一个无法成形思想的社会，也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公共理性与长期自我修复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语言的系统性压缩，并非治理的“附属手段”，而是当下中共国家治理中，最根本、也最危险的结构性特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