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持续加码。2026财年《国家防务授权法案》（NDAA）中一项引发国际关注的条款，要求在法案生效一年内，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在公开网站上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财富的报告，并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这一报告将覆盖中共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及全体政治局委员，评估他们及其直系亲属的财富、金融资产及商业利益。该条款已成为美中战略竞争语境下的制度性对抗工具。
这比以往单一反腐或技术层面的政策更具结构性意义，因为它试图从制度透明与权力问责两个层面，对一个高度封闭的政权体系施加长期压力。
一、法案内容与制度安排
根据参众两院通过的NDAA版本，新的规定具体要求：
- 时限规定：法案生效后一年内发布财富报告，或在中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任命后270日内发布。
- 报告主体：由国家情报总监在与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协商后，在其办公室公开网站发布，并分别向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情报及外交相关委员会提交。
- 内容要素：报告需包含中共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和全体委员的个人财富、财务持有、商业利益情况；涉及其直接或间接拥有和控制的资产，例如境内外房地产、高价值资产、商业投资及海外金融账户；并尽可能识别用于掩饰财富所有权的实体和代理关系。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中将信息公开、财产透明与制度合法性质疑作为对抗目标之一。
二、政策背景：从战略对抗到制度曝光
近年来，美国国会对中国政治与制度的审视不断加深。2024年，美国众议院曾提出旨在要求DNI公开中共高层腐败与财富状况的法案（Confronting CCP Malign Influence Act），该法案强调高层财富透明是理解中共权力结构与制度运作的关键。
智库与媒体此前也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曾在2025年发布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财富与腐败活动报告》，虽然完整内容有限，但显示情报界正在积累相关评估。
将此类要求写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是美国政策从战略对抗（military/tech）向制度揭露与权力合法性议题拓展的明显标志。
三、中国反腐实践的制度景观
自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共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据官方统计，这场运动已查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级别的党政官员（官方数据表述严格控制，并无权威公开透明数据库可供验证，但社会各界普遍认知范围广泛）。
然而，这一运动的核心机制并未包括以下关键要素：
- 普遍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 独立司法监督对调查、公开与惩治过程的监督；
- 对反腐活动与权力清洗之间界限的制度性区分。
反腐运动的推动机制更像是一种权力整合工具，而非独立机制的制度化反腐。因此，在制度运行上，它与那些具备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公开透明监督机制的民主国家体系有本质差异。
四、美国立法意图与制度竞争
对美国政治力量而言，推动公开中共高层财富报告有数重战略意义：
- 揭露制度差异：通过公开信息展现中共权力系统与民主制度在权力运作与问责机制上的差异；
- 合法性对照效应：当中共宣称反腐透明时，美国公开高层财富意图形成对照压力，促使国际社会关注制度合法性问题；
- 国际联盟协同：该条款不仅是单一情报输出，也为与盟友共享信息、协同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
总体上，这代表一种由技术制衡向制度对峙转变的美国对华战略路径。
五、中国官方及舆论反应
中国外交部对这一条款作出强烈回应，称其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与安全利益，并表示中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官方媒体与政府话语系统多角度批驳此举可能构成“信息霸权”“政治操弄”。
但在中国境内与海外社交平台、非官方讨论中，有观点认为：
- 公开中共高层财富可能揭示长期存在的权力与财富集中现象；
- 若公开透明程度高，将对中共制度合法性构成挑战；
- 中共内外对腐败的理解与治理逻辑，有可能被迫在信息透明问题上面对国际舆论焦点。
无论官方立场如何表述，该议题已成为国际制度竞争的一部分。
六、与中国内部反腐实践的制度对照
中国内部的反腐运动重在党内纪律与权力统一，对于高层及其亲属资产披露几乎没有制度性要求。即便在经济、金融领域，中国并无等同于民主国家那样的独立财产申报与公开机制。这一制度性空白是外界质疑腐败累积与权力垄断的核心节点。
相比之下，在成熟民主体系中，高层官员的财产申报是法定要求，经常通过公开数据库或报表透明披露，是公民监督和制度问责的重要基础。
美国要求公开中共高层财富，实际上是利用国际法制话语框架，试图在全球制度场域对中共权力合法性进行挑战。
七、总结与展望
这一立法并非简单的对外情报报告要求，而是一种制度性战略布局：
- 在价值观层面对冲封闭政权模式；
- 在信息透明层面对冲权力不透明机制；
- 在国际话语层面对冲对手治理合法性。
它并不直接“帮助中国反腐”，更像是通过揭示权力与财富的外在联系，构建对中共治理合法性的长期信息对抗框架。
如果中共不作制度性回应，这一法案在国际舆论与制度竞争层面可能持续发挥效应。而对中国内部而言，这一事件同样暴露出体制内反腐与权力问责机制长期存在的制度性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