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两个看似矛盾的画面，同时出现
一个画面来自数据端。
“约4700万人无家可归”“露宿街头”“国家治理全面失败”——这些数字与表述，在2025年以来频繁出现在政策圈、研究圈及半官方渠道的讨论中。它们未必以公开新闻形式出现，却在内部汇报、学术草案、外围放风中反复被提及。
另一个画面来自意识形态端。
安徽安庆等地出现露天广播、反复播放习近平语录的视频与目击描述，被广泛解读为“文革式政治宣传的预演”。这些行为并不新奇，却在当下格外刺眼。
这两个画面并不矛盾，恰恰相互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同时经历治理能力的下滑与意识形态动员的强化。
一、露宿数据的真正含义：不是“街头人数”，而是“治理脱落人口”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关键点：
所谓“4700万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睡在马路上的人”。
在政策与治理语境中，这一数字更多指向的是“脱离稳定居住与制度性保障的人口”，包括：
- 长期无稳定住所的流动人口
- 城市边缘的“半露宿”人群（工棚、废弃建筑、地下空间）
- 户籍、社保、医疗体系之外的失联人口
- 实际存在但未被完整纳入治理系统的“灰色人口”
这反映的不是贫穷本身，而是治理能力的边界收缩
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治理模式依赖三根支柱：
- 高速增长吸纳底层风险
- 家庭与乡土结构兜底
- 行政管控维持表面稳定
但这三根支柱正在同时失效：
- 经济减速，吸纳能力下降
- 家庭解体、老龄化、跨省流动，使传统兜底机制瓦解
- 基层财政枯竭，社会治理从“服务”退化为“维稳”
因此，露宿或准露宿人口的扩大，是一个结构性后果，不是偶发危机。
当内部系统开始用“千万级”来讨论这一问题时，说明的是：
治理对象正在大规模逸出既有制度框架。
二、露天语录的回归：不是怀旧，而是权力焦虑的外显
与治理失效几乎同步出现的，是政治宣传方式的“倒退式强化”。
露天广播、语录循环播放、口号式政治语言，这些在技术上完全没有必要，却在象征层面极其明确。
这不是为了“说服”，而是为了“重新建立支配感”
在现代治理中，合法性通常来自三点：
- 绩效
- 程序
- 规则的可预期性
而当这三点动摇时，权力往往会转向第四种方式：
情绪动员与象征性忠诚测试
露天播放语录，本质上并非信息传播，而是：
- 强化“中心仍在”的心理暗示
- 测试基层是否仍然服从政治仪式
- 用可见的、可感知的方式覆盖现实困境
它针对的不是群众，而是干部体系本身。
三、两种现象的共同根源：治理失败后的路线分歧
将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真正显现的是体制内部的两条应对路径正在激烈对冲。
第一条路径：技术—现实派
这一派的基本判断是：
- 现有治理模式正在失效
- 社会风险已经累积到不可忽视的程度
- 必须通过真实数据、结构性调整来应对
“露宿人口”“失联人口”“灰色生存状态”的集中披露，本质上是一种向上倒逼改革的尝试。
即便数据刺眼，它仍然试图用“现实”逼迫决策层面对问题。
第二条路径：意识形态—动员派
另一派的判断恰恰相反：
- 承认治理失败等同于政治失败
- 问题不是体制，而是“思想松懈”
- 必须通过强化忠诚、统一叙事来稳住局面
于是，政治语言前移，宣传方式下沉，象征性控制增强。
露天语录、集体学习、仪式化表达，都是这一逻辑下的自然产物。
四、为何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冲
这两条路径并非互补，而是相互抵消。
- 真实数据一旦被意识形态压制，问题只会转入地下
- 意识形态一旦脱离现实支撑，就会加速失真与反噬
- 基层在“数据真实”与“政治安全”之间被迫二选一
最终结果往往是：
数据越来越失真，宣传越来越用力，治理却越来越空心化。
历史上，这种组合并不陌生。
结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文革”，而在于有没有出路
将露宿人口问题简单定性为“抹黑”，或将露天语录直接等同为“文革复辟”，都过于表面。
更值得警惕的是：
- 当治理失败无法被讨论，只能被掩盖
- 当现实困境无法被解决，只能被政治动员
- 当数据与口号同时失去校验机制
那么，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高噪音、低治理的危险区间。
这，才是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的真正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