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异常结构：一个主席、一个委员的“军委”
在张又侠出事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实质上只剩下习近平与张升民两人——那么，中共已经进入一个制度上极其危险、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阶段。
按照中共既有制度设计，中央军委并非个人统帅部，而是一个由若干军种、战区、系统代表构成的集体军事决策与制衡机制。其存在的意义，不只是“听主席指挥”，而是通过多人结构降低军事冒险、政变、误判的系统性风险。
而现在呈现出的，是一种极端的“去结构化”状态：
- 军委副主席被清洗；
- 多名军委委员倒台；
- 原本承担政治工作与监督职能的系统（苗华体系）被整体清洗；
- 最终只剩下：
- 一个最高权威（习近平）
- 一个负责纪检、审查、整肃的执行者（张升民）
这不是“高度集中”，而是制度性空心化。
二、张升民的角色：不是权力中心，而是“集火靶心”
在这一结构中，张升民的处境，表面看似“权重骤升”，但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却极其危险。
原因在于三点：
1️⃣ 清洗的“执行者悖论”
在任何高度专制体系中，清洗的执行者，必然积累最多的敌人。
过去一轮针对张又侠体系、苗华体系及其关联将领的整肃，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事实：
大量现役或退役将领的政治命运、个人前途，直接或间接终结于张升民所掌控的纪检系统。
这意味着：
- 在“不能直接触碰习近平”的前提下；
- 所有被清洗体系的残余力量；
- 所有心怀不满、恐惧、怨恨的军中关系网；
都会自然地把张升民视为唯一可攻击、可替代、可牺牲的目标。
2️⃣ 张升民并不掌兵
与张又侠、苗华不同，张升民的权力来源并非军种、战区或实兵系统，而是：
- 纪律；
- 审查；
- 案件；
- 程序性暴力。
这类权力在稳定时期极强，在失衡时期极脆。
一旦军中进入普遍性不安全感状态，“掌兵者”对“掌纪者”的敌意，往往会迅速合流。
3️⃣ 军委结构失衡，风险被“个人化”
当军委只剩两人，任何系统性问题都会被转化为个人对个人的政治风险。
- 军队士气下滑 → 归因于“整肃过度”
- 指挥系统紊乱 → 归因于“政治干预”
- 外部冲突风险上升 → 寻找“替罪羊”
在这种情况下，张升民成为“缓冲垫”的可能性，反而大于“继承者”。
三、辞职传闻的逻辑合理性
在上述结构下，“张升民要求辞职”的传闻并非毫无逻辑。
从理性选择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止损行为”：
- 继续留任 → 成为所有矛盾的汇聚点；
- 退出权力中心 → 将风险重新抛回最高权力本身。
更关键的是：
一旦张升民退出，军委将只剩下一个人。
这在制度上，等同于宣布：中共军委已经不再是一个“机构”，而只是一个“名义”。
四、如果军委被“废而不宣”，意味着什么？
考虑一下：习近平是否会像对待国务院一样，对军委进行“实质性废除”？
这并非不可能。
参考近年来的治理路径，可以观察到一个清晰趋势：
- 国务院 → 政策执行工具化；
- 各类领导小组 → 架空正式行政体系；
- 党政军分设 → 向“个人直接统合”回收。
如果军委无法再作为一个“集体存在”运作，那么最可能的演化是：
军委仍然存在于文件中，但其决策、指挥、任免功能，完全被个人办公室、秘书系统、临时指令所取代。
这将意味着：
- 军队不再有制度性缓冲；
- 所有风险直接上溯至最高权力；
- 系统容错率降至历史最低。
五、结论：这不是“权力巩固”，而是体制失稳前兆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极端成功的清洗”：
- 反对派被消灭；
- 军权高度集中；
- 无人能制衡最高领导人。
但从制度分析角度看，这恰恰是：
中共军权体系进入“单点失效风险”的标志性阶段。
当一个政权的所有安全、决策与责任，都集中在极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身上时：
- 它看似无坚不摧；
- 实则对任何意外、误判、外部冲击都极端脆弱。
张升民的去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真正的核心在于：中共已经走到了“无法再通过制度自我修复”的阶段。
接下来发生什么，取决的已不再是“谁更聪明”，而是系统还能承受多少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