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下的中国，庞大党务体系的吞噬性负担与结构性陷阱：一个不可持续体制的深层病灶
在今天的中国，一场全面性的财政危机已经悄然铺展开来。它不仅体现在地方政府无力还债、拖欠工程款和公务员工资，更深入地扎根于整个国家体制的病灶之中。而这一病灶的核心，正是中共所构建的庞大党务系统，它像一台吞噬资源的机器，在无声中压垮了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也摧毁了经济循环的活力根基。
一、财政困局：从地方到中央的系统性塌陷
近年来，从广西玉林教师拉横幅讨薪，到贵州、河南大量公务员公开上访，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况已经从“边缘省份”蔓延至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大省。部分地方甚至以“绩效工资未定”“等待预算”为由，长期推迟公务员薪资发放。
这并不是“疫情三年”的短期影响，而是一个结构性恶果的集中爆发。
地方政府过去依靠卖地财政和城投债扩张维持表面繁荣，而今房地产泡沫破灭、土地财政崩塌，政府的核心收入来源干涸。与此同时，债务却越滚越大。截至2024年末，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保守估计超70万亿人民币，已经远超地方财政承受极限。
二、党务系统：没有生产力的吞噬系统
在企业遭遇倒闭潮、外资撤离、民众消费力下降的背景下，最不可触碰的，却是一张遍布全国、日夜运转、吞噬巨大财政开支的“党务网络”。
这套系统包括：
- 各级党委系统（中央至村级），以及其下设的各类“党建办”、“巡察办”、“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
- “两新组织”党建（即对民营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党组织渗透与控制）；
- 庞大的党校系统，用于轮训、洗脑、培养党务干部；
- 街道与社区的“党建联络网”，深入城市最底层，维稳与管控功能超过任何市政机构；
- 以及数百万“挂编不干事”的党务人员，实质上无生产力，无服务效益，却占据编制、工资、福利与房补。
据统计，2022年中共党员数量已达9800多万人，党务机关与附属维稳、宣传、组织系统编制人员总数超过600万，年财政消耗规模至少在2万亿人民币以上。而他们的工作主要聚焦于宣传、管控、审核、表态、维稳、运动、应付上级，而非任何创造财富或优化公共治理的任务。
这是一套消耗型而非产出型的系统。它不断向财政索取，但并未为国家创造任何可持续的经济回报。
三、挤占发展空间的“权力优先分配模式”
中国的财政早已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是被上层的党政体系牢牢把控，按“政治优先”原则分配。
在经济下行期：
- 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支出被砍；
- 公共福利缩水；
- 基层公务员和公立医院医生收入被压缩；
而与此同时：
- 各类党政办公大楼持续新建；
- “学习强国”类宣传工程预算只增不减；
- 对外宣传与统战支出（包括资助境外媒体、办孔子学院、支持海外华人组织）依旧高企；
- 公安、国安、武警系统扩编明显，用于加强“维稳”与“社会治理”。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可怕的“财政结构”：越无效的系统越吃资源，越有效益的系统越遭压缩。
四、财政危机只是表征，体制危机才是根源
当中共将国家的全部资源都拧成一股绳用于维稳、洗脑与组织巩固，其必然结果就是经济无法循环，社会失去活力，民众丧失信心，最终财政也失去支撑它的土壤。
中国经济的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体制把最有资源的“上游产业”如能源、矿产、基建、金融控制在国企与党政系统手中，从中抽走高比例利润与税收，但又不向下游释放足够的购买力，让普通百姓无力消费、无力生育、无力改善生活。最终，经济循环失衡，矛盾积累成灾。
而党务系统则是整个不可持续结构的核心病灶——它不为人民谋福祉，只为体制自我繁殖与权力延续服务，却吃掉了最多的国家资源，挤占了民众发展空间。
五、尾声：不可持续，终将崩解
在财政已经陷入全面收缩的今天，中共依然不愿压缩党务系统、不愿减少维稳开支、不愿放松意识形态控制，反而进一步将财政压力向下转嫁，把税负压向企业与百姓，把赤字压向地方政府。
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一套“资源只供上层吃、压力只向下转嫁”的系统中维持长久。财政的塌陷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溃败，将是整个社会信任结构与经济循环体系的解体。
一个不创造价值的政党，最终也将无法维系自己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