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越来越穷，这已经不再是“体感”问题，而是现实生活的切肤之痛。有人努力工作十年，仍然买不起一套二线城市的住房；有人拼死拼活，却连子女的教育、父母的养老都力不从心。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统计数据中，中国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长期偏低，甚至逐年下降。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中国当前体制结构性病灶的直接体现。老百姓的辛苦成果，究竟被谁吃掉了？为什么中国居民始终只能“吃经济蛋糕的边角料”？问题的关键在于：被吃掉的那三分之一——中国经济结构中，过高的“国家截留率”。
一、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占GDP不足45%，其余哪去了？
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部门（包括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量长期占GDP的比例低于4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往往达到60%以上。美国约为70%，日本约为60%，甚至在印度也接近50%。
换句话说，中国GDP中有超过一半的财富，并未直接流向居民，而是被国企、政府及相关附属系统截留下来。这种“结构性剥夺”不仅压缩了消费能力，也导致整个经济缺乏内生动力。
二、截流机制：税收、社保、垄断利润三位一体
老百姓收入减少，并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被制度性安排“拦路打劫”：
1. 高税收：隐形税负压垮中产
虽然名义上中国个税起征点较高，但各种“隐形税”无处不在。增值税、消费税、燃油税、土地增值税……叠加形成一个庞大的税收黑洞。普通家庭要从一块钱中拿出近一半，用于直接或间接交税，而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并非用于民生，而是“体制消耗”。
2. 社保掠夺：低保障，高征收
企业和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负担沉重，却换不来有尊严的医疗与养老。中国的社保基金多数被地方政府挪用甚至炒股炒楼，造成“空账运行”。社保成了财政“蓄水池”，居民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接盘侠”。
3. 国企体系：低效率吞噬资源
大量资源集中在国企系统中，形成事实上的“经济特权集团”。国企用垄断优势获取超额利润，却效率低下、冗员严重，成为“吸血机构”。而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小民企，却被挤压到利润极薄、风险极高的生存边缘。
三、党务系统与冗余官僚机构：经济增长的寄生虫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还有一个“隐形财政黑洞”——庞大的中共党务系统。中共不仅拥有一个与国家行政平行、但更高于一切的组织系统，其基层机构更是遍布城乡，延伸到每一个企业、学校和村庄。
据外部研究机构估算，中国的党务系统人员可能高达600万，再加上附属宣传、统战、纪检、政法等系统，总人数可能接近千万。这些人员的工资、福利、办公支出、车辆编制、安全保障等全部来自财政支出，但他们并不创造任何直接经济价值。
这一套“非生产性系统”正在将大量财政收入转化为不可逆的行政消耗与政治控制成本，甚至挤占了教育、医疗、科研等本应惠及民众的公共支出。
四、可支配收入持续缩水：穷人越来越穷，中产正在消失
消费降级不是因为人变得节俭，而是因为没钱。过去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远低于GDP增速。而其中的“增长”，更多来自统计上的调整，而非家庭生活的实际改善。
高房价、高物价、高税负下，居民储蓄正在迅速枯竭，信用卡透支、提前还贷潮、提前退休潮等社会现象，都反映出家庭财务系统的系统性“脱水”。
更严重的是，中国正在丧失“中产阶级”的支撑结构。中产没有保护伞，收入有限、房贷沉重、子女教育焦虑、养老金不稳。结果是：中产不敢消费，底层消费不起，富人转移资产出国。
五、制度性剥夺的最终结果：螺旋式经济衰退
当居民收入在经济结构中长期萎缩，消费就不可能真正提振。民营企业没有订单就不再扩张，不扩张就不雇人，不雇人就失业增加，失业增加就消费更低，最终陷入螺旋式经济衰退。
而这一切，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高度捆绑的结果：当“政党系统”与“国企系统”联合成为资源垄断者时，民间经济的自由活力就被彻底压制。
六、结语：真正的改革必须从“让渡权力”开始
要打破这场系统性的资源吞噬，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中国不是“经济出了问题”，而是体制出了问题。不是“居民太懒惰”，而是资源被过度集中到党组织与体制内部门手中。
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必须打破体制性剥夺：减税、缩编、拆除党务系统对经济的侵入性控制，解放民间活力。否则，这个经济体将继续坠入“越干越穷”的死循环。而这一切对于中共来说，是致命的威胁，所有中共存在一天，这个问题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