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问道研究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中，德国以深刻反省历史、正式多次向犹太人及周边国家谢罪、赔偿、教育而著称。然而，同样作为二战轴心国的日本，却始终未能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作出一份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的“正式道歉”。为何？这背后并非仅仅是右翼势力的顽固，也不仅是历史课本的删减，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与文明博弈，甚至牵动着东亚的权力正统问题。
一、中共政权与日本道歉的“对象缺失”悖论
从日本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看，道歉的对象必须具有历史与政治的连续性与正当性。日本曾多次以不同方式向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致歉并提供赔偿，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权或政府在国际秩序中得到了广泛承认，并与当年日军交战或受害的主体相一致。
但对于中国问题，局面远比想象中复杂。日本当年对华作战对象，是中华民国政府。而今日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席位的，是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尽管从现实地缘政治上看，中共政权“代表中国”已成国际事实，但从历史交战方来看，它并非当年中国的法理继承者。中华民国尚存在于台湾，并未彻底消亡，甚至在一些史观中被视为正统中国的延续。
因此，右翼日本政治精英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若向中共“正式道歉”，是否意味着承认其为抗战胜利者与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这不仅涉及外交层级问题，更牵涉日本在意识深处对中国正统性的认定问题。
二、文化正统与文明认同的错位
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华文明抱有复杂情感。一方面，自奈良平安以来，日本从中国输入大量制度、宗教、文字与礼仪，形成了深厚的“以中国为文明母体”的认知；另一方面，自明清以来，中国内部遭遇多次外族征服（如满清），导致日本部分文化与思想界发展出一种“中华正统在我”的观念。
在他们眼中，晚清是北方蛮族的统治，而1949年后中共政权以“苏联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脱离了儒家文明与中华古典秩序，成为一种“西来政权”。这种文化与政治的断裂，让日本右翼产生一种“我们保留了正统中华文明，而你们失落了”的优越感。
这种心态，不仅使得日本对中国进行反省时心生倨傲，也为其回避道歉找到了文化借口：既然你不是我当年战斗的中国，不是我心中应尊重的正统中华，那么我向谁道歉？
三、历史上的最大代价：中共的崛起即是战争的恶果
更为隐秘的是——在某些日本右翼战略家的思维中，侵华战争最大的“错误”，并不是破坏中国或伤害民众，而是“导致中共崛起”。这在冷战格局下形成了一种逆向逻辑：倘若日本当年未侵华，中国仍在国民政府治理下，或许今天亚洲将是另一种格局，中共政权可能根本不会有机会发展壮大。
这种反思在日本内部并非主流言论，但在一些战略文化界暗流涌动：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今天的政权值得“谢罪”，因为正是当年的战争“误操作”才让这个政权上了台。
如此复杂的潜意识逻辑，让日本的“道歉机制”在面对中国时出现长期停滞。
四、民族主义的结构性对抗与民意鸿沟
在中国方面，中共政权对日本的战争反省态度持续不满，部分是出于真实历史伤痛，部分则出于现实政治的“民族主义动员”需要。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出现困难时，中共往往重新激活“抗日叙事”以凝聚民心。日本军国主义成为宣传靶子，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拜鬼”等成为屡屡翻炒的舆论焦点。这种国家主导的记忆建构，使中国社会普遍接受“日本从未正式道歉”的叙述，哪怕日本曾多次表示“痛惜”“反省”，甚至部分高官使用“道歉”字眼。
而日本民众则普遍认为：我们已经道歉很多次了，中国为何还要追责？这种落差加深了两国社会之间的认知鸿沟，也让真正的“和解”变得更加遥远。
五、未来的钥匙：等待一个“正统中国”的回归？
一种可能存在于历史深处的玄机是——日本是否有意将真正的“正式道歉”，留给未来某一个恢复中华正统国体的政权。也许，在他们心中，真正该道歉的对象并非中共，而是那个打败日军、却退居台湾孤岛的中华民国；甚至是某一个尚未出现、但将来能完成中华文明重建与复兴的政权。
如果真如此，那么今天的“道歉困境”不仅是外交与历史的裂痕，更是对文明正统的长期博弈。一份迟到的道歉，也许不是今天不愿说出，而是尚未找到那个值得道歉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