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哲学中，一个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科学，并不是因为它揭示了“永恒真理”，而是因为它必须能够被实践或经验所证伪。按照这一标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应被视为一种假说，而不是不可动摇的真理。
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预测，本质上属于可以被现实检验的命题。一个半世纪过去，历史已经提供了充足的经验样本。
历史的检验
20世纪以来，超过30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尝试过马克思主义模式：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激进实验、甚至包括古巴和朝鲜的长期体制。结论出奇地一致：这些国家普遍经历了经济效率低下、社会活力受限以及严重的政治压制。
- 苏联在1991年解体前，已背负巨额财政赤字，人均GDP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人均GDP仅约200美元，不足亚洲邻国的十分之一。
- 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下，四年间导致约四分之一人口非正常死亡。
这些经验几乎可以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社会学说的系统性“证伪”。
理论与信仰的分叉
然而，当“马克思主义”被升格为“主义”时，它不再是可被验证的假说，而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信仰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不会被归因于理论本身，而会被解释为“执行不彻底”或“偏离了正统”。
这使得某些政党在面对现实时陷入了逻辑困境：理论已被事实推翻，但信仰必须坚持。
中国的两难
在中国，这种矛盾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事实上依赖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才获得增长动力，但中共的政治叙事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
如今，随着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部增长放缓，这一矛盾正在被放大：
- 政治层面：反腐行动查处了数百万官员，却无法触及制度性的利益结构。
- 经济层面：中国一度为全球提供约30%的工业产能，但在“去风险化”和供应链重组背景下，外部市场在萎缩，高铁等依赖高经济体量的基建项目迅速转为沉重负担。
- 社会层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提升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民生需求被长期压抑，以维系庞大的中共体制支出。
结构性的绝望
正因如此，中共今天的局面并不是暂时的困境，而是结构性的绝望：它既无法摆脱已被证伪的理论，又不能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崩塌的边缘。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简单的执政挑战，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上的绝境。它将一个失败的理论转变为一种不可撼动的信仰，从而使自身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最终陷入了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相悖的绝望局面。
与人类社会的背离
相比之下，曾经实践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大多通过制度转轨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 东欧在冷战结束后普遍转向市场经济并融入欧盟。
- 越南自1986年启动革新开放，在保持一党政治的同时引入了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唯有中共和少数残余政权，依旧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这意味着，它们必须不断通过社会控制和思想改造来维系政治合法性，从而与全球主流价值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背离。
结语
当一个执政党将一个已被现实证伪的理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时，它就陷入了“绝望的局面”：
- 现实与信仰的巨大裂痕：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理想与现实社会中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和高压统治形成巨大反差。这种裂痕使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日益减弱，只能依靠强制力来维持。
- 自我矛盾与无法修正：一个无法自我证伪或自我否定的信仰体系，失去了纠错和进化的能力。当现实与教条发生冲突时，中共总是会选择扭曲现实或压制异见，而不是承认理论的不足并进行根本性的修正。这种僵化最终会导致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脱节。
- 与普世价值的对立：当这种信仰体系为了维持自身合法性而压制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等普世价值时，它就被视为与人类社会进步方向背道而驰，进入了“反人类、反社会”的状态。这种对立使得其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并加剧了其内部的紧张和不稳定。
从科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早已被历史经验所证伪；从政治的角度看，它却被固化为不容置疑的信仰。而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被中共认为是一种妥协和权变，最终还是要走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道路，也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这种张力，将是决定中共政权像钢化玻璃一样碎裂的基本内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