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逻辑始终围绕着一个错误的核心——把马克思的一个已经证伪的设立理论假设当成科学理论去试验，失败之后又当成信仰来维护。它既不允许怀疑，也无法修正，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把国家当作试验场。结果就是：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局部实验，结局都逃不开失败与崩塌。
一、1956年的起点：理论假设变信仰，全国陷入极端化
1956年，中共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全国进入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与市场被全面消灭，社会被纳入国家的统一掌控。按马克思理论的逻辑，这只是“社会主义阶段”，需要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共产主义。但毛泽东却喊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把一个虚假的理论假设当成了信仰，因此成为了可以是意志推动的过程。
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把这种“共产主义信仰”推到极致。结果是灾难性的三年大饥荒，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全国经济濒临崩溃。第一次“全面共产主义实验”，以惨烈失败告终。
二、失败后的转向：局部试验与样板神话
全面失败后，中共并未反思理论错误，而是改换方式：从全国性实验转为“局部试验”。一些村庄、地方被树立为“共产主义样板”：
- 大寨村（山西）：被吹捧为“农业奇迹”，全国“农业学大寨”。但其所谓“高产”靠浮夸和透支土地，最后债台高筑。
- 华西村（江苏）：改革开放后，被包装为“天下第一村”，修高楼、买飞机、集体企业风光一时。但随着产业转型失败，巨额债务压垮了这个“社会主义样板”。
- 南街村（河南）：号称“共产主义试验田”，吃穿不花钱，医疗教育全包。但其背后依赖巨额贷款和外部支持，一旦经济环境恶化，立刻走向衰败。
无论名字和规模如何，这些模式都遵循同一逻辑：依靠国家资本和政策支持制造虚假繁荣，但无法形成自我造血机制，最后都以烂尾和负债收场。
三、改革开放的插曲：市场带来暂时喘息
1978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市场因素部分恢复，经济迅速增长。在三十多年里，中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厂”，为全球贡献了约 30%的工业产能。正是这一阶段，中国才获得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但这里的增长并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物，而是对计划体制的部分松绑。市场经济带来的活力，支撑起了高铁、基建和出口体系。可以说，这是“远离共产主义信仰”所带来的短暂繁荣。
四、习近平的“复辟”：第二轮共产主义实验
然而，当经济积累到一定规模后，习近平上台却选择了另一条路：重新启动共产主义实验。
- 党管金融：强化国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打压民间资本与科技巨头。
- 国进民退：大规模扩张国企，民营经济被挤压，创新能力逐渐丧失。
- 社会全面控制：借助监控、意识形态教育、网络管制，把国家治理回退到集权极端化的轨道。
这种复辟不过几年，就让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 螺旋式下滑。资本外逃、就业萎缩、出口份额下降，国内消费持续低迷，社会信心被严重打击。原本通过市场力量建立的经济体量，正在迅速被消耗。
可以说，这是第二次全国性的“共产主义实验”，只是换了形式：不是大炼钢铁，而是党管资本；不是公社化粮食，而是对社会全面监控。结果同样是经济急速崩塌，社会濒临失衡。
五、结论：绝望的历史循环
从1956年到今天，中共的发展逻辑始终如一：
- 用被证伪的理论当信仰，不容质疑。
- 理论失败后不反思，而是换地方、换方式再试。
- 靠债务和国家机器制造假象繁荣，直到不可持续。
- 一旦外部环境或经济体量不足，幻象立刻崩塌。
因此，从三年大饥荒，到大寨、华西村、南街村的烂尾，再到今天习近平主导的“党管一切”，本质上都是同一出戏：用错误的理论绑架国家，把国家政治经济一次次推向失败。
今天的局面更加绝望：
中国在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体量，正因为这一轮复辟而迅速被消耗殆尽。高铁、基建、出口，这些需要庞大经济支撑的体系，正在同步崩塌。
这不是一时的困境，而是结构性的绝境。中共既无法摆脱已被证伪的理论，又无法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崩塌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