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任何政权的稳定与延续，都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社会动员力”——即其通过政治号召、经济利益或民族叙事来整合社会的能力。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依靠暴力镇压、意识形态灌输与经济增长，先后构建了不同阶段的动员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动员模式的效力逐渐递减。进入习近平时代，中共试图重启“政治高压+意识形态动员”的旧路径，却因社会条件发生根本变化而难以为继。这种动员力的全面衰退，构成了当下中共解体可能性的核心变量。
二、极盛时期：政治动员的顶峰（1949—1976）
在建政初期，中共依靠“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等连续性运动，将社会中的异见与自主性彻底剿灭。此后通过学校教育、文艺宣传与制度化的政治学习，将意识形态深植于社会肌理。
文革时期，这种动员力达到极致：只需一份中央文件，便可引发全国范围的迅速响应，群众之间自发形成“斗群众”的机制。社会的政治化程度之高，使得政权无需依赖国家机器即可维持控制。然而，这种过度动员在文革后期迅速透支，群众的厌倦与反感，为日后“去政治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转型时期：经济动员的兴起与衰退（1978—2010）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用“经济增长”取代“政治号召”作为社会动员的新基础。在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中国民众普遍渴望物质改善，政权通过开放政策引入西方资本与市场，在与全球化的结合中获得了巨大红利。
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数亿农民工进入产业链，经济腾飞带来了中共统治合法性的第二次高峰。此阶段的社会动员力，不再依赖政治激情，而是依靠经济激励：住房、就业、教育与财富增长成为社会黏合剂。
然而，这种动员模式存在内在局限：一旦外部市场红利耗尽，内部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分配失衡与腐败加剧，动员基础便会瓦解。2010年后，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全球市场饱和与制度性腐败，中共的经济动员力走向衰竭。
四、习近平时代：政治复归与动员困境（2012—2025）
习近平上台后，面对经济增长失速，他选择重启政治动员。通过“反腐肃贪”“一尊领导”“新时代意识形态”以及“全面从严治党”，试图再现毛式政治高压。但其面临的社会条件已截然不同：
- 民众层面：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已高度世俗化与功利化，对政治号召天然冷漠。文革式激情不再可能重现。
- 体制层面：习近平依赖的是体制内的资源再分配，而非真正的群众动员。资源向体制内集中，形成“服从者得利、反对者失权”的格局。
- 经济层面：政治高压与民粹主义政策压制了经济活力，资本与技术加速外逃，经济动员力进一步削弱。
结果是：习近平想要复活政治动员，却只能在体制内部制造恐惧与分赃机制。这种动员并不能延续社会稳定，反而加剧了体制性耗散。
五、社会动员力的枯竭与政权解体风险
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共的社会动员力经历了 政治极盛 → 经济替代 → 全面衰竭 的轨迹。如今：
- 政治动员已无民众基础：民众不再愿意为意识形态牺牲个人利益。
- 经济动员失去外部势能：全球化红利消失，内部改革受阻，无法再通过增长换取合法性。
- 体制动员加速内耗：资源内卷导致统治集团分裂，“反习派”的形成正是官僚体系对治理能力坍塌的直观反应。
这种三重衰竭，使中共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治理真空”——没有外在战争、没有重大灾难，政权自身却因动员力枯竭而濒临瓦解。
六、结论：解体的可能性与路径
中共的解体未必以剧烈的革命或政变形式出现，更可能表现为 制度性塌陷：
- 官僚体系对中央失去响应，形成“空转”与“阳奉阴违”；
- 地方与中央财政分裂，资源调配失灵；
- 社会在经济萎缩下形成大规模消极抵抗，政权失去统治的社会土壤。
习近平的个人高压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他摧毁了党内“协商平衡”的最后机制。今日的中共，已不再具备任何形式的社会动员能力，唯一的“合法性”只剩下赤裸裸的强制。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强制一旦与经济下滑叠加，往往预示着政权的终结。
如果无法在未来五年内建立新的社会动员模式，中共政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解体或制度性瓦解的风险。中共对精英阶层深深理解这一点，习近平的13年治理经历已经验证了其不具备建立新的社会动员模式的能力，如在当今政治经济形势下，依然在使用“全面压实政治责任”的话语，因此在中共政权五年内垮台和习近平下台两个选项中，习的下台成为了中共自救的必然选择。当然习近平下台后中共是否能够摆脱垮台的命运就成了另外一个悬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