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崛起的历史叙事中，常常强调“共产主义信仰”与“党的领导”。然而，若从个体与家族的经历加以观照，可以看到另一重逻辑——民族存亡的情怀，而非意识形态，才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壮大的真正原因。下面以一个真实的家族实列，复刻这一段历史。
一、地方精英的革命选择
我的家族世居晋南，清末民初人丁兴旺，书香传家。清朝出过几个举人，还出过进士。太爷爷早年参与辛亥革命，山西同盟会骨干，与阎锡山等人共同起事，起事后曾任山西督军府秘书长。据他说阎锡山当时蔫不出溜，外号叫“老蔫”，大家觉得这个老好人以后不会对大家不好，就推举他为督军。没想阎锡山当督军后把这一帮同僚杀的鸡飞狗跳，这是后话。我这个太爷爷就是被阎锡山全国追杀，后来投奔了共产党，从此家族与中共便结下了因缘。
二、抗日战争与血的代价
抗战的时候晋南被共产党占了。日本人一来，我的家族举家抗日，抗战中被日本人杀害的有几十口人。其中一次是我爷爷策反了一个连的伪军，然后日本人来到村里把我家族的青壮年一次活埋了7口人。我奶奶把家里的两个男人——我爷爷和舅舅都送入了八路军（这里要提一下我为什么称呼姥姥为奶奶，就是因为当时家族众多男丁都死了，我是长孙，所以顶门随了母亲姓），后来都战死。据说我舅舅当时是个排长还是连长（这个在县里烈士陵园中有记录），是在一次青岛突围战的时候，腰里缠了一圈手榴弹把鬼子的坦克炸了，掩护战友突围，牺牲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还去见过我舅舅的一些战友，这些战友谈起他还是唏嘘不已。
据不完全统计，家族在抗战中牺牲者数十人。这种“举家参战、举家牺牲”的情况，在晋南与华北乡村并不少见。
三、内部斗争与政治清洗
这些参加八路的多数是战死的，也有在内部清洗、运动中冤死的。比如有一位舅姥爷当时已是八路军的团长，有一次回家乡，为了不扰民，把警卫员留在村外，自己独身进村，赶上土改打土豪批斗会，村民一看这个地主崽子回来了，打吧，结果当场打死了，等警卫员赶过来已经晚了。此类事件在“解放区”并非孤例。
我那个太爷爷后来共产党也给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经历了历次中共的政治运动，有些话留下来，比如：我们那时候参加革命现在留下来的都是些偷奸溜滑的，正直勇敢的都死了。并且要后人不要搞政治，要读书做学问等等。
四、井冈山红军的见证
家族中另有一个太爷爷那一辈的，井冈山时期的红军。井冈山的红军当时有一门炮，他就是3、5个炮兵中一位，和朱毛周等人都很熟。后来打炮把耳朵震聋了，长征过后就回家了。49年以后还去北京找过朱毛周，看他来了，好吃好喝招待，但他见了当时这些革命同事的奢华生活，愤然掀桌离去，批评其已“如同国民党”。
这一插曲揭示出革命老兵与执政党之间的疏离：革命理想与执政现实的断裂，早在中共建国初期已显露。
五、历史反思
由此观之，中共抗战时期的壮大，实际上与共产主义信仰无关，基本是依托民众的民族大义，还有就是中共当时大肆宣传的民主、自由等。大量青年因民族情怀投身共产党，但他们在战争中牺牲，或在运动中清洗，最终被耗尽。幸存者多为投机与圆滑之辈。
当下“红二代、红三代”声称“江山是他们的先辈打下的”，并要求后人承认其合法性，这与真实历史形成尖锐反差。牺牲者的初心是包围家园、民族和国家，而非权力世袭。
六、结论
这一家族史料说明：
- 抗战中的中共依赖民族情怀壮大，而非共产主义信仰；
- 牺牲与清洗造成了“英勇者殒命、投机者幸存”的格局；
- 今日的权力继承叙事，掩盖了历史牺牲的真实面貌。
家族记忆不仅是个体叙事，更是对中共抗战时期历史经验的再思考：中共的崛起，是以无数民族志士的鲜血为代价，而非中共党史叙事中所言的“共产主义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