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柯克的遇害，成为了欧美社会政治撕裂的又一个放大镜。一个美国富翁在谈到此事时，讲了一些极为“政治不正确”的话，但这些话却又戳中了当下社会的某些痛点。请看他原话：
“查理柯克的死带给我的思考，请允许我今天说些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这些言论仅代表本人的观点，不是其他保守派人士的共识。查理被极左社会主义同性恋暗杀在所有有人性的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共鸣，英国十多万人走上街头支持查理柯克，沉默的大多数都站了起来，因为今天左派恐怖份子可以肉体消灭查理柯克，明天他们就能消灭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你只要被极左打上纳粹的标签，左派明天就能名正言顺消灭你，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真正的纳粹给别人扣上纳粹的帽子，真的是很可笑的。欧美的政治为何变成这样？我们的国家怎么偏离了先贤们制定的立国之本？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
这位富翁的后续言论，更是直指美国选举制度，批评普选制过度扩张，把“常识”丢在一边。他认为：
- 最初美国只允许有财产的男性投票，因为他们“懂得人间疾苦”；
- 女性和低教育水平的群体往往缺乏政治理性，容易被情绪操纵；
- 福利依赖群体不应享有投票权，“无纳税不公民”才是常识；
- 建议推行“选民考试”，像考驾照一样过滤掉不合格选民。
他说得最刺耳的一句话是：
“没有通过笔试和路试的人开车上路的危害，和没有通过选民测试的选民为了一百块钱投票给民主党的危害是一样大的。”
这些话为什么会引起共鸣？
因为他触碰到一个现实：当代民主制度确实存在“被情绪劫持”的风险。
- 网络与媒体碎片化，使得群体容易被煽动，而不是基于事实作出理性选择。
- 福利政治和身份政治，的确让一部分人“靠标签吃饭”，而不是靠责任和贡献参与公共事务。
- 当政治沦为“选爱豆”而不是“选方案”，民主制度本身就会失去质量。
这些现象不是美国独有，几乎所有普选制国家都在经历同样的问题：民粹化、极端化、短期化。
但这些话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逻辑里夹杂了危险的排他性。
他说“女性情绪化不适合投票”，这在今天几乎等同于“性别歧视”。女性群体内部差异巨大，不能因为部分人情绪化就否定整体的政治能力。
第二，以纳税资格决定公民权，有失公平。
很多学生、残障人士、家庭主妇虽然暂时不纳税，但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也要接受政府政策影响，剥夺他们的投票权未必合理。
第三，历史经验证明，选举的排他门槛往往会导致新的极权。
古罗马共和国的“财产门槛”，最后并没有拯救共和国，反而加速了寡头化。
为什么这些“政治不正确”的声音会越来越多？
因为人们确实感受到了：
- 普选制正在失去理性；
- 极端政治力量正在绑架社会；
- 常识正在被意识形态压制。
换句话说，这位富翁并不是在怀念“性别歧视”或者“种族歧视”，而是在呼吁恢复一种基于责任、基于常识的投票逻辑。只是他的表达方式过于锋利，甚至带有冒犯性，所以注定会被“主流政治正确”围剿。
我的看法
与其幻想“剥夺”谁的投票权，不如思考：
- 如何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让更多人具备基本的政治常识；
- 如何减少福利依赖，避免群体被收买；
- 如何改革媒体环境，让事实和逻辑在政治中重新占据主导。
民主的困境并非靠“限制”能解决，而是要靠提高参与质量来解决。否则，剥夺选票的权力，本身也可能沦为另一种政治武器。
查理柯克的死，提醒了我们一个现实：如果政治沦为意识形态的仇杀，常识和理性就会被彻底湮没。今天的“政治不正确”之所以有人喝彩，不是因为它真的正确，而是因为它敢于戳破那层虚伪的遮羞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