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一尊体制的终局》之一
历史不会重复，但权力的逻辑会。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尊体制”，其实并不是新事物，而是中国政治两千年来的老剧本。
一、从“皇帝一尊”到“文官之治”：一场绵延两千年的斗争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政治史，可以说：
皇帝想集权，文官要分权。
这场博弈，从秦始皇那一刻就开始了。
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焚书坑儒，以为可以让天下永不分裂。
结果，他死后仅十余年，大秦灰飞烟灭。
汉武帝总结教训，吸纳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忠臣孝子”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外衣。
他强化皇权，却也在无形中把“儒家文官”引进权力结构，从此皇帝与士大夫开始了漫长的共存与斗争。
《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东汉时“天下之士，结党而议政”，文官集团已能与皇权相抗。
皇帝一旦专断，文官就以道义、舆论、奏章、史笔为武器。
他们不靠刀剑，而靠“道统”削弱帝统。
唐代时，这种平衡更成熟。宰相制度发达，皇帝必须与三省六部共治天下。
可是，当皇帝削弱文官时，宦官又趁虚而入。唐玄宗天宝末年任用杨国忠，结果导致安史之乱，皇权与文官双双崩塌。
二、明太祖的恐惧：杀文官以自保，反成体系自杀
明太祖朱元璋是这场斗争的极端代表。
他出身贫苦，亲眼见过元末官僚贪腐，因此对“文官”充满敌意。
登基后，他废丞相、设内阁，自称“朕与群臣为敌”。
为了防止官僚篡权，他动辄杀人整党：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处死。
他以为这样可以让皇权永固，结果却制造了另一种恐惧生态。
官员人人自危，不敢进言，只求自保。
《明实录》载：“百官承旨而不敢议。”
这意味着，皇帝表面上至高无上，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有效治理能力。
明太祖死后，皇权依旧强势，但文官集团卷土重来。
永乐迁都、仁宣中兴，都是靠内阁与翰林系统恢复行政秩序。
等到嘉靖、万历年间，皇帝深居后宫，“以批红代亲政”，朝政反而由内阁主导。
晚明“东林党”兴起，名义上“清议天下”，实则掌握舆论、干预朝纲。
皇帝、文官、宦官三足鼎立，最终无人负责。
史学家黄仁宇评价道：
“明帝国是一部没有刹车的机器，皇帝既不能退位，官僚也不敢改革。”
这种“制度自杀”，正是专制系统走向崩塌的典型症候。
三、清代的改良与宿命：雍正懂平衡，乾隆失之奢靡
入关后的清朝，吸取了明代的教训。
雍正皇帝改革吏治，创设“军机处”，减少官僚层级，让决策回归皇帝掌控。
同时，他提倡“以勤补拙”，亲批奏折上万道，形成一套高效的皇权中枢。
可以说，雍正是最接近“理性专制”的中国皇帝。
他明白：皇帝不能独裁到孤立，也不能放权到失控。
因此军机处不立宰相，却又让几位亲信文官掌控奏章流转，形成精致的平衡。
但乾隆继位后，局面迅速变质。
他宠信和珅，纵容贪腐，用诗文、书画、贡品堆砌“盛世假象”。
乾隆五十年后，国库亏空，官员人人“以贪为常”。
曾国藩后来感叹：“清朝之腐，非一日也。”
当皇帝沉醉于虚荣，文官则蜕化为利益集团。
帝权与官权重新分裂，直到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整个体制被拖入泥潭。
清末的崩塌，其实早在乾隆朝已埋下种子。
四、权力的结构宿命：皇帝想掌控体制，体制却总是反噬皇帝
回顾汉、唐、明、清的兴亡，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规律：
皇帝越想掌控文官体系，就越容易被体系反噬。
因为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中，皇帝需要文官执行意志；
但文官的执行必然带有“自我解释”的空间。
一旦皇帝削弱制衡机制、强化个人意志，文官的惰性、恐惧与迎合就会爆发。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个王朝的中晚期都出现同一种现象：
皇帝愈发“勤政”，但政治愈发失灵。
朱元璋“日批奏章千件”，乾隆“日批奏折百件”，
结果都一样——上令不行、下情不达。
这是权力的悖论：
集权越彻底，系统越迟钝；
独裁越坚固，治理越崩塌。
这不是人祸，而是结构性宿命。
五、历史的回声：从皇帝到“一尊”的传承
有人说，中共的党国体制是现代产物，与帝制毫无关系。
但如果我们从结构上看，它更像是帝制的升级版：
- 皇帝换成“核心”；
- 宰相换成“政治局常委”；
- 内阁换成“中央办公厅”；
- 各地藩镇换成“省级党委”；
- 朝堂奏章换成“内参汇报”。
唯一不同的是：古代帝制背后有“儒家伦理”的缓冲，
而中共党国背后只有“党性忠诚”的驱动。
没有道德底线，只有政治恐惧。
因此，当习近平重建“个人中心”时，
他不是在开创新制度，而是在重新进入中国政治最古老的陷阱：
——“一尊”与“官僚体系”的对抗。
这是一个从秦汉到明清、再到今日的轮回：
权力永远想要集中，体系永远会反噬。
只是，古代王朝能维持三百年；
而现代党国，也许三十年就到了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