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北京反复对外强调，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坚持“客观中立”“劝和促谈”。这一表述在外交场合被频繁使用，也在部分国际舆论中形成了一种模糊印象：中共既不是参战方，也不是关键支持者。
但近期多家西方智库、情报机构及前线调查所披露的信息，正在系统性地瓦解这一叙事。一项项数据、合同、武器残骸与卫星轨迹，拼合出一幅轮廓清晰的图景：中共已成为俄罗斯战争机器中不可或缺的技术与物资后方。
一、从“政治支持”到“技术命脉”：角色的根本转变
美国欧洲政策分析中心（CEPA）旗下“欧洲边沿”（Europe’s Edge）网站于2025年12月5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在中俄关系中的角色已发生质变。
文章作者、大卫·基里琴科（David Kirichenko）——自由记者、亨利·杰克逊学会副研究员——援引多方数据称：
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自中共进口的“高优先级军民两用物资”总值约19亿美元，占俄罗斯军事技术领域外国零部件的80%。
这些物资并非模糊意义上的“民用产品”，而是直接嵌入战争体系的关键要素，包括：
- 高精度数控机床
- 化学制剂与火药前体
- 光纤电缆
- 锂离子电池
- 航空与无人机部件
这些物资的流入，解决了俄罗斯在制裁下最致命的短板：持续、大规模、低成本地生产无人化作战系统。
二、光纤无人机：前线出现的“中共指纹”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系绳光纤无人机的爆发式应用。
基里琴科援引前线报告称，在顿涅茨克州波克罗夫斯克等区域，俄军部署的光纤无人机数量激增，地面铺设的光纤密度“厚重到足以缠住摩托车”。这种技术可以有效规避电子干扰，使无人机在高对抗环境中保持稳定控制。
乌克兰情报部门确认：
- 中共制造的光纤电缆被广泛用于俄军无人机部队
- 至少 20 家俄罗斯军工厂 获得来自中共的关键零部件
- 有中共无人机专家进入俄罗斯受制裁企业，直接参与研发与生产指导
这意味着，中共的角色已不再是“出口商”，而是技术整合与生产能力放大的参与者。
三、卫星、发动机与“看得见的证据”
部分指控更进一步，涉及战场实时支援层级。
乌克兰方面披露：
- 2025年10月5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期间，至少三颗中共“遥感”（Yaogan）系列卫星飞越乌克兰西部关键目标区域
- 乌军缴获的 Geran-3 无人机 中，发现使用中共 Telefly JT80 涡喷发动机
这些并非“可能用于军事”的产品，而是已经出现在战场残骸中的实体证据。
此外，2023—2024 年间，数十名中共军官及国防工业高管秘密访俄，与俄方就武器采购与联合研发展开谈判。这些接触并未出现在任何公开外交记录中。
四、秘密合同与“第三国通道”
更具系统性的证据，来自泄露文件。
文件显示，北京签署了一份 总值约5.85亿美元的机密合同，内容涉及：
- 俄罗斯飞机与装甲车辆
- 弹药供应
- 军事训练与技术支持
合同执行期将持续至 2027 年。
与此同时，中共还通过白俄罗斯这一“缓冲节点”间接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报道指出：
- 中共向白俄罗斯提供整条弹药装配线
- 年产能约 50 万发炮弹与“格拉德”火箭弹
- 中共工程师长期驻厂，负责维护与技术调整
这种做法有效规避了直接对俄军援的政治与法律风险，却在实质上补充了俄军火力。
五、从支援到学习：北京的“战场实验室”
这并非单向支持。
基里琴科指出，中共正在系统性吸收乌克兰战场经验，并迅速将其转化为产品。
典型案例是 飞龙-300D（Feilong-300D）远程打击无人机：
- 定位为低成本、可饱和攻击平台
- 单价约 1 万美元
- 被外界普遍视为“Shahed 模式”的中共版本
这一武器体系，显然不是为反恐或防御设计，而是针对高强度、体系化战争场景。
六、乌克兰的应对：脱钩与重构
中共对乌克兰实施的出口限制，已在短期内造成乌军 FPV 无人机供应紧张。
但这一压力反而推动了结构性调整：
- 乌克兰转向欧盟市场
- 加速本土化生产
- 关键企业（如 Frontline、Oko Camera）摆脱对中共零部件依赖
- 新产品在抗干扰能力和寿命上反而有所提升
这表明，中共的“技术杠杆”并非不可替代。
七、“战争技术共同体”：风险不止于乌克兰
基里琴科在文末提出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判断：
中俄之间正在形成一个“以实战为基础、以威权国家为核心的战争技术共同体”。
在这一共同体中：
- 战场经验被系统共享
- 技术快速迭代
- 模式可复制、可移植
而乌克兰战场的许多经验，显然对台海等高强度冲突场景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如果国际社会仍将中俄视为“两个独立风险源”，而非一个正在协同进化的体系，那么下一次危机中，“误判空间”可能已经不存在。
结语：
“中立”的叙事正在失效
这项调查所揭示的，并非一两笔交易，而是一整套结构化支持体系。
当光纤铺满前线、发动机出现在残骸中、装配线在第三国运转，“中立”已不再是一个可拿得出手的脚本。
问题不再是“中共是否参战”，而是：
当战争被系统性支撑、被当作实验场与技术孵化器时，国际秩序应如何重新界定责任？
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被充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