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6日，财新网曾短暂刊登一篇报道称，国家数据局牵头，联合34个省级调查机构，对全国无家可归人口展开系统摸底。内部汇总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底，中国无家可归人口约4750万人，较2020年增长5.3倍。该报道在传播后迅速消失，原文无法通过任何正常渠道检索。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新闻下架”。
它更像是一项被判定为“不能存在”的事实。
一、为什么说“被掩盖本身，就是最强证据”
在中国信息体系中，是否允许公开，往往比“是否真实”更重要。
如果该数据明显荒谬、来源不实，最符合惯例的做法，反而应是公开辟谣、发布权威反驳数据。然而现实是：
- 没有辟谣
- 没有更正
- 没有替代统计
- 只有“消失”
这种处理方式，在中国政治传播中通常只对应一种情况：
数据触及了制度合法性或政策方向的禁区。
历史上，无论是地方债真实规模、青年失业率真实口径，还是房地产空置率，凡是“只删不辟”的信息，后来几乎无一被证明并非空穴来风。
4750万人这个数字，真正危险的不是“太大”，而是它在逻辑上说得通。
二、无法否认的“街头现实”：视频与照片正在构成另一种统计
如果说官方数据被掩盖，那么民间影像正在以碎片方式完成统计。
过去两年，在抖音、快手、小红书、Telegram、X 等平台上，大量视频持续出现以下画面：
- 一线与新一线城市桥洞、立交桥下、地铁口成片露宿
- 24小时营业快餐店、ATM厅、公园长椅成为“夜间住所”
- 年轻男性为主，携带行李箱、背包、简易床垫
- 明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浪乞讨人员”
这些影像有几个共同特征：
- 规模化：不是零星个体，而是成群出现
- 年轻化：大量20—35岁人群
- 城市化：集中在经济最发达、房租最高的城市
- 去乞讨化：不乞讨、不乞怜，只是“无处可去”
这正好与流传的内部统计高度一致。
换言之，即便不接受“4750万”这个具体数字，“无家可归人口出现结构性爆发”本身已难以否认。
三、为何这一数据“绝不能被承认”
问题不在于救助能力，而在于意识形态后果。
如果官方承认：
在全面强调“制度优势”“全过程优越性”的体制下，
出现数千万级别的无家可归人口，
那么必然导向三个无法回避的结论：
- 市场化就业与住房体系已发生系统性失灵
-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制造了生存门槛
- 现有社会保障无法覆盖“失业—失房—失居”链条
而这恰恰为一种政治叙事提供了“完美燃料”：
问题不在体制，而在“市场”；
解决方案不是改革，而是“收回”。
四、为“政策大转向”铺路：统计的真正用途
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统计数据往往不是为了描述现实，而是为了服务路线。
一项被内部掌握、却不允许公开的调查，最可能的用途有三种：
1. 为否定市场经济提供“现实证据”
“资本逐利”“市场冷酷”“自由就业不可靠”，
无家可归人口的爆发，正好可以被包装为：
市场经济阶段性失败的社会后果。
2. 为计划化分配、强制性安置制造正当性
一旦以“社会稳定”为名：
- 强制就业安排
- 定点住宿、集中管理
- 户籍与流动重新收紧
都可以被解释为“不得不为之”。
3. 为更深层次的社会管控升级提供数据支撑
无家可归人口，在维稳体系中属于高风险、低可控人群。
对其进行“看见、标注、分类”，本身就是管控前奏。
五、派系内斗的影子：谁需要这组数据，谁害怕它
这类调查之所以会“流出—消失”，往往意味着并非铁板一块。
一种合理推断是：
- 技术官僚系统（数据、统计、地方执行层）希望“说实话”
- 意识形态与宣传系统认为“说了会出事”
- 高层内部对是否承认现实、是否转向路线存在分歧
在这种结构下，数据往往会被：
内部充分掌握，对外坚决否认。
结语：不是有没有4750万人，而是这个问题已无法被清零
真正值得追问的，已经不是：
这个数字是否“精确”。
而是：
- 为什么一个号称高度治理、全面监控的国家，
会突然出现一个无法公开承认的庞大“无处可归阶层”？ - 为什么这个阶层正在年轻化、城市化、长期化？
- 又为什么，所有公开讨论都被迅速压制？
当一个社会中，连“是否有地方睡觉”都不再是可公开讨论的问题，
那么问题，早已超出了统计学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