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十大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的军权结构再评估
一、摘要
本文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当前正在经历的高层清洗，并非单一、连续的“反腐行动”，而是至少分为两个政治逻辑截然不同的阶段。
二十大三中全会构成关键分水岭。
- 三中全会之前：
军中清洗的主要对象为江泽民时期遗留的派系网络，以及部分尚未完成政治整合的旧军权结构，整体服务于习近平个人集权的战略目标。 - 三中全会之后（2024–2026）：
清洗重点明显转向习近平本人任内亲自提拔、亲自晋升的高级将领，并呈现出系统性、结构性特征，已不再符合“巩固个人军权”的逻辑。
报告的核心判断是：PLA 当前的清洗已由“权力集中工具”，演变为“权力再平衡机制”，并在事实上削弱了习近平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力。
二、关键判断
- 当前军中清洗已不再以“旧派系”为主轴，而是呈现对“习时代新军头”的反向清理。
- 清洗节奏与对象选择，显示出主导权已部分脱离个人意志控制。
- 高层将领“晋升即高危”的结构性现象，表明军权合法性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 这一趋势对 PLA 的指挥稳定性、战略连续性与对外威慑能力构成中长期影响。
三、第一阶段：三中全会前的“旧权力结构清算”（至 2023 年）
1. 清洗对象与政治目标
在二十大及其之前，PLA 的高层整肃呈现出明确方向性：
- 江泽民时期形成的军中网络（装备、后勤、部分军工系统）
- 长期盘踞于特定兵种、采购链条与人事系统中的利益集团
- 与之关联、但未完成政治站位重塑的部分高级将领
该阶段的核心目标是：
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实现高度集权扫清制度与人事障碍。
2. 张又侠因素的阶段性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
- 张又侠本人并未成为清洗目标
- 其系统内部分将领被边缘化或处理，更多体现为“结构整理”而非权力清算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清洗仍然服务于权力集中，并未削弱最高领导人对军队的控制。
四、转折点：三中全会后的清洗逻辑逆转
1. 对象变化的决定性意义
自三中全会之后，清洗对象发生明显变化：
- 被调查、免职或“消失”的高级将领，多数为
- 习近平任内晋升的上将
- 二十大前后重点提拔的战区司令与军兵种主官
- 火箭军、装备发展系统中的“新核心人物”
这一变化在逻辑上难以被解释为“巩固个人权力”。
2. 结构性异常指标
多个公开信号显示军队高层正在经历系统性收缩：
- 军委纪委会议中，上将出席人数骤降
- 多名现役上将长期缺席重要会议且未被公开解释
- “新晋升将领”反而成为高风险群体
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结论：
军队内部的政治安全标准正在脱离个人忠诚，转向组织安全优先。
五、为何“文革类比”在此阶段被频繁提及
本报告认为，“文革类比”并非指具体手段，而是指政治运动的结构特征：
- 清洗标准不断上移
- 忠诚不再具备稳定豁免权
- 运动开始反噬最初的受益者
- 个人权威逐步被组织逻辑吞噬
从比较政治学视角看，这正是高度政治化军事体系在失衡阶段的典型表现。
六、对军权结构的含义评估
1. 对最高领导人军权的影响
综合判断显示：
- 习近平仍保有形式上的军委主席地位
- 但其可直接信赖、可长期存续的军中支柱正在快速减少
- 军队治理逐步回归“组织自保”逻辑，而非个人依附
2. 对 PLA 运作的中长期风险
- 指挥链稳定性下降
- 高级将领风险规避行为增加
- 战略决策趋于保守与内向
- 对外军事行动的政治不确定性上升
七、结论：从“个人集权”到“组织反噬”的过渡期
本报告的最终判断是：
PLA 当前的高层清洗，标志着中国军权结构正在从“个人高度集中”向“组织主导再平衡”过渡。
这并不意味着军队去政治化，恰恰相反——
而是意味着政治控制的主体正在从个人回归体制本身。
这一过程，往往伴随高度不稳定性，并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发酵。
八、政策含义
对外部观察者而言，应重点关注：
- 军中人事空窗期与代理化趋势
- 战区与兵种指挥权是否出现去中心化
- 军队在重大对外危机中的反应迟缓或过度谨慎
- 军事信号与政治表态之间的错位
这些将是判断中国军权真实状态的重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