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七十余年的结构性耗散与当代困局
如果说中共夺取政权，是在特定历史窗口中五种力量短暂同向叠加的结果，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这些支撑要素在长期执政中被逐一耗尽、反转甚至自我摧毁之后，政权依靠什么继续维系？
对这一问题的回避，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源。
一、共产主义思想的破产：从“科学真理”到空洞口号
中共建政初期，合法性的第一根支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被塑造为“科学”“历史规律”“不可抗拒的未来”。
但这一支柱在两个历史节点后事实上已经坍塌：
- 文革的全面失控，证明该思想在现实治理中不仅无法实现其承诺，反而会制造极端暴力与系统性灾难；
-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则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对其制度可行性的终极证伪。
此后，共产主义在中国只剩下三种功能：
- 作为权力合法性的象征性标签；
- 作为党内纪律与清洗的工具语言；
- 作为否定其他价值体系的“排它性话语”。
它已经不再是信仰，更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被反复复读却无人真正相信的政治咒语。这意味着政权在思想层面进入了事实上的真空状态。
二、士族精神与家国伦理的系统性清除
在夺权过程中，中共曾短暂利用过士族精神、家国情怀与民族责任感。但在执政逻辑下，这类价值对极权体系构成了根本威胁。
因此，在随后的七十多年中，这些精神被有意识、系统性地清除：
- 通过政治运动，消灭具有独立道德判断的知识阶层；
- 通过“阶级斗争”叙事，切断家族、宗族与社会自组织；
- 通过高度统一的教育与宣传，将忠诚对象从“国家—社会—道德”转移到“党—领袖—组织”。
经过三代人，这一过程的结果非常明确：中国社会已不再拥有能够在体制失灵时承担道德责任的中坚阶层。
士族不存，家国无根，社会在结构上失去了“自我修复能力”。
三、底层社会：从动员对象到被压榨对象
在革命时期，底层百姓是被动员的对象；在执政时期，则逐步转化为被系统性榨取的对象。
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里，中国完成了：
- 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集中；
- 世界史上速度最快的阶层固化；
- 以权力为核心配置资源的食利体系。
底层百姓在现实中承受的是：
- 对权贵与资本高度绑定的制度性剥削；
- 对上升通道关闭的切身感受；
- 对公共正义彻底丧失信心的长期体验。
这种状态并不会自然转化为理性政治行动，而更容易转化为对“新救世主”的情绪性期待——这成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神化领袖的社会意识背景。
四、从未完成转型的“革命党”：掠夺式统治的惯性
一个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必须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治理组织”的转型。但中共在七十多年中始终未完成这一跃迁。
其核心特征是：
- 权力来源不依赖制度授权，而依赖历史叙事；
- 对国家资产的态度更接近“控制权”而非“长期经营权”；
- 官僚集团的行为逻辑，呈现出明显的“抢一把就跑”特征。
大量权贵及其家族将巨额资产转移海外，以及中共组织本身系统性的向外转移资产的“沉船预案”。这并非个别腐败，而是对体制可持续性缺乏信心的结构性表现。
一个真正将国家视为自身长期命运载体的统治集团，不会如此系统性地外逃资产。
五、改革开放的反向结果：党组织的食利化
改革开放并未削弱中共的组织控制力，反而在经济领域完成了一次深度异化：
- 党组织从政治统治者，演化为遍布各行业的超级食利阶层；
- 权力不再主要用于意识形态动员，而用于资源分配、准入许可与利益垄断；
- 中共党组织成为一个规模庞大、效率低下、却具有极强自我保护能力的寄生结构。
在这一过程中，全民信仰被清空，但社会思想却被牢牢控制——形成了“无信仰但不可自由思考”的悖论状态。
六、塔西佗陷阱与民族主义的失效
当社会进入以下状态时：
- 中层破灭，看不到未来；
- 底层绝望，不再相信规则；
- 官方叙事失去公信力；
便不可避免地滑入塔西佗陷阱。
此时，神化领袖无法重建信任，民族主义也难以发挥凝聚作用。因为：
- 民族主义需要士族精神作为道德中介；
- 需要公共利益高于集团利益的示范；
- 需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享命运。
而当社会只剩下一个庞大、臃肿、以攫取为目的的党组织集团时，民族主义只会被识破为动员工具，而非共同信念。
结语：进入“后合法性时代”的中国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核心特征是：
- 旧的合法性资源已经耗尽；
- 新的价值体系被系统性阻断；
- 统治结构高度封闭，却内在信心流失。
这是一个不再靠信仰、也不再靠发展、而完全依靠赤裸强制力维系的过渡阶段。
这种状态在历史上从来不会稳定，其走向取决于尚未出现的外部冲击与内部裂变方式。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危机”，而是长期积累后的结构性结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