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大林到当代中共的权力与军队问题
2025年将星陨落，一次摘掉9名上将中将肩章，一年除名4名军委委员、2名军委副主席。整个二战也没有如此多上将陨落。
历史往往以一种冷酷的方式书写权力：当代人身处其中时，感到混乱、紧张甚至荒诞；而后人翻阅史书时，却看到清晰的结构与因果。
今天围绕中共最高领导人与军队高层之间的整肃与重组，正在进入这样一个历史区间：它既是现实政治的进行时，也在悄然形成未来史学的材料。
当人们回望斯大林在二战前对苏联红军将领的大清洗时，普遍会产生一种困惑：
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在战争阴影逼近时，主动削弱自己的军队精英？
但对于理解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而言，这恰恰不是反常，而是高度一致的行为模式。
一、威权体制中的“安全悖论”
在个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军队始终构成一种双重存在：
- 它是政权最可靠的暴力基础
- 同时也是唯一具备推翻政权能力的组织力量
这构成一个结构性悖论：
政权越依赖军队，就越必须防范军队。
斯大林的逻辑是如此。
毛泽东的逻辑是如此。
任何高度个人化的权力体系，都不可避免走向这一循环。
对这类领导人而言，真正的威胁从来不是外敌，而是：
- 独立威望
- 组织网络
- 非个人化忠诚体系
当将领的权威来自军队本身，而非来自领袖个人授权时，清洗就成为一种制度性冲动。
二、斯大林案例：历史的“先行版本”
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苏联红军的核心指挥层几乎被摧毁：
- 5名元帅中3人被处决
- 大量集团军级指挥官消失
- 指挥体系被政治忠诚重组
这在军事史上被普遍认为是灾难性的。
但从权力史角度看，它成功实现了斯大林真正关心的目标：
军队不再是独立政治力量。
历史最终评价斯大林清洗的双重性：
- 战略上削弱国家
- 政治上稳固个人权力
这两者在威权逻辑中并不矛盾。
三、当代中国：不同背景下的相似逻辑
当代中国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制度、经济与国际环境上差异巨大，但在一个层面上呈现相似：
对军队的高度政治化控制。
过去十余年，中共政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持续不断的整肃与忠诚重构：
- 党政系统反腐
- 军队高层频繁调整
- 安全部门权重上升
- 个人权威制度化
与斯大林不同的是，当代中国的清洗更制度化、法律化、行政化，呈现为反腐、纪律审查与组织重组，而非公开处决与肉体消灭。
但在政治结构上，其目标具有共通性：
消除可能形成独立权威的组织节点。
这不仅发生在军队，也发生在地方官僚体系与党内派系结构中。
四、为什么清洗会反复出现？
清洗并不是偶发行为，而是高度集权体系的周期性现象。
原因在于：
1. 权力缺乏制度继承机制
个人权威必须不断通过行动证明自己。
2. 忠诚无法永久锁定
组织中的忠诚随时间衰减，需要持续更新。
3. 军队天然具备政治潜能
任何军队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都会成为政治变量。
因此，清洗并非异常，而是结构性结果。
五、历史可能如何评价这一阶段？
未来史学对这一时期的评价，可能围绕三条主线展开：
① 权力安全优先于国家效率
类似斯大林时代的经典评价模式。
② 军队政治化的再强化
军队作为政治工具的属性进一步巩固。
③ 体制稳定与组织信任的长期代价
清洗往往削弱精英阶层的安全感与制度信任。
历史的书写往往不只问：
领导人是否成功控制了军队
而是进一步追问：
这种控制付出了什么制度成本？
结语
当代人身处其中，看到的是新闻、传闻与震荡。
历史学家看到的，则是结构、模式与循环。
如果未来有人把这一阶段与斯大林时代并列研究，重点很可能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一个更冷静的问题：
为什么高度集权体系总是走向对自身暴力基础的清洗？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任何具体事件更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