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大规模国家里，治理从来不是单纯的政策问题，而是制度、心理和权力的综合博弈。最近几年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一个明显趋势：技术官僚治国逐渐退场，警察治国上位，而“定于一尊”的领袖形象成为制度化需求。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逻辑？本文从三个角度分析。
一、技术官僚治国的优势与局限
过去几十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官僚体系。大部分高层官员有工程、经济、技术背景，他们擅长宏观规划、制度设计和复杂问题管理。这套体系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非常有效：规划一出，城市、产业和基础设施就能按图施工。
但它有个天然局限：技术官僚的决策逻辑高度抽象，普通民众看不懂，也感受不到直接利益。老百姓关心的，是饭碗、收入、秩序和心理安全，而不是宏观GDP数字或城市规划模型。
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或者社会压力增加，技术官僚治国的合法性就容易被削弱——民众看不到成果，技术官僚就会被推出成为替罪羊。
二、专家体系为何长期边缘化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专家被边缘化是“现代反智主义”，其实不是偶然。它有历史根源：
- 建政初期，知识分子被视为潜在政治风险。技术能力可以用，但思想权威不能独立。
- 改革开放时期，技术官僚短暂获得更多话语权，但这只是功能性让渡，而非制度独立。
因此，当今天出现“砖家”“专家话语反智”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制度延续：专家在政治上长期处于从属角色，政策失败时自然被用作责任缓冲层，为“党的领导”顶罪。
换句话说，专家被怀疑，不是因为知识无效，而是因为他们被嵌入权力结构，需要替权力说话，而不是社会独立判断的代表。
三、警察治国逻辑上位
习近平时代，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警察治国上位：
- 中央政治局中，情治背景的委员明显增加；
- 香港特首由警察系统负责人担任；
- 社会管控、网络安全、公共秩序被高度制度化。
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楚：技术官僚治国不能直接解决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他们看不到复杂决策的背后，只想要安全感和稳定感。而警察型治理，尤其是强权象征和秩序执行，是最直观、最快速的“心理安抚工具”。
在这样的制度下，“定于一尊”的领袖形象不仅是政治权威的象征，更是心理安全的制度化体现：老百姓可能不理解复杂政策，但能感受到秩序和方向。
四、领袖象征与专家的张力
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里，专家只能从属。政策出现问题时，他们被推到最前线承担责任；政策成功，则归功于领袖象征。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 技术理性受限 → 专业意见被弱化
- 公众对专家不信任 → “砖家”现象普遍
- 民众心理依赖强势领袖 → 领袖个人化合法性强化
这种制度安排满足短期稳定，也带来长期挑战：社会对专业判断的信任下降，技术决策空间被压缩，社会治理的普遍非理性大幅增加。
五、总结：制度与心理共同塑造的治理逻辑
简单来说，习近平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就是：
- 放弃技术官僚主导，强化警察治国；
- 通过高度集中和安全管理控制风险；
- 用“定于一尊”的领袖形象满足社会心理需求；
- 专家体系成为权力的包装，承担失败责任，而非独立判断来源。
这套逻辑保证了短期稳定，但也让治理长期风险累积。技术理性受限、社会信任受压，政策空间受限，这些都是中共大国治理路径依赖下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