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1958──水守斗尾金守牛，屠杀饿殍妖言吼（中）
上一章，我们展现1958年三大天象的金星守牛，以及这个天象的预意“妖言祸乱”、“饥饿”、“政权易主”在人间的表现，拨开毛、刘忽左忽右、忽清醒忽昏头的表面纷乱，揭示了背后共产幽灵的直线轨迹：谁当老大谁犯傻，谁就被严重干扰，谁就极左冒进，把人民推向大劫的深渊。
这一章，我们来看1958年的又一大天象：水顺守斗逆守尾。《乙巳占》：“水守斗，有战争；水星白而大，裂地，贿赂可以得利；对应的诸侯国有屠杀之灾，政权变革。”[1]前面讲过：1937年南京大屠杀，天象就是水星守斗。《乙巳占》： “水守尾，大饥，人相食，君子卖儿卖女，百姓逃荒、逃离分野国。”[2]
这些天意，和金星守牛百姓饥一起，在人间兑现之余，中共又一次重演逆天，把局部的灾劫，泛滥全国。
9. 大炼钢铁的基础：人民公社化运动
老刘始作俑，老毛赞推行
人民公社，刘少奇说是他和周恩来等人在一次闲聊吹牛中，吹出来的，刘少奇马上办试点。1958年6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率先成立。7月20日，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将新乡县七里营乡的26个高级合作社合并成七里营大社，管辖3万多农民，突击装潢成试点。18天后，毛泽东在吴芝圃的陪同下专程视察，见人民公社大院里办起红专学校，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的牌子，俨然像模像样的大专院校，还有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社办工厂等部门，大为赞赏。
有了毛的赞赏，刘开始迅速推广。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这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3] 到年底，全国合并成立了2.6万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户都被“自愿”加入。
公社十包，妖言美好
公社被中共妖言描绘成当时的“理想国”，有“十包”：“包吃、包穿、包生养、包死葬、包结婚费用、包教、包住、包烤火费、包理发、包看戏看电影”。实际上呢？
包吃是最大的谎言，是饿死农民的直接原因之一，后文集中讲述。
包婚嫁：不过是给新媳妇两天假，10元钱，约当于令农村人羡慕的城市中级工人一周的工资。
包死丧葬：不过是用席子卷起来深埋在地里做肥料，特别是，后来孔子（儒家重视丧葬之礼）的故乡山东发明了肉葬，把尸体扔进指定的尸池即可，从尸池水道流出的尸水，流进挖好的小坑，生蛆之后，捞蛆喂养公社的鸡鸭。当然，鸡鸭禽肉，只有公社的干部和家属能享用。
“托儿所”、“幼儿园”：所有小孩子都往里放，由几个老太太照顾着，基本是死不了就行。老人呢？进了公社的“幸福院”，不是去托儿所看孩子，就是洗洗刷刷，不让你清闲。
公社“一大二公”，农民彻底农奴化
刘少奇推行的公社“一大二公”。“大”，常常包含数千乃至几万农家，“公”，是全部公有化，农民自留地、粮食、家禽、家具、农具都被收走，各家禁止开火做饭，只能到公社食堂去吃饭，私有财产除了家里的十来元钱，只剩下衣服。
公社的口号是：“生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农民完全失去了自由，每天天一亮，集合下田或上山劳动，谁敢不去？不给饭吃。组织修水利、大炼钢铁，谁敢偷偷回家？民兵抓住往死里打。这是大炼钢铁得以疯狂泛滥的组织保障。
农民几乎失去了一切，都被改称为“公社社员”，彻底沦为中共的农奴。
“解放”妇女老人
1958年9月19～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指示中有：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也就是说，把妇女老人，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编成战斗化的劳动队。妇女全天劳动，干着重体力活，像驴骡一样拉车运矿石、木柴，却只计半个工，被奴役得更惨。
10. 大炼钢铁，全民疯狂？
1958年，中国大陆遍地垒砌土炉，开始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奔向共产主义。为了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刘少奇主导下的中央，提出了其它部门“停车让路”、“以钢为纲”。广大农民、学校、事业单位等等，全部无偿义务劳动，为国家做贡献。有力气的医生护士，被抽去炼钢，医院人满为患，门诊、手术、护理团团糟，院长无奈地说：“大炼钢铁是政治任务。”当即谁都不敢有怨言了。
农村16～60岁的男人，除了当民兵维持公社秩序的，都被编组成劳动的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从事工农业生产，夜以继日、连续作战，“积极”地投身于中共的运动，几乎丧失了家庭生活和行动自由。
大炼钢铁原料何来？文物庙宇很多被拆掉，砖石拆去建炉，铁佛像、铁塑像、铁锁铁链子铁件，无一幸免。因为农村都去公社食堂吃饭，不许各家私藏粮食，农民被自愿献出铁锅、铁壶，砸了炼铁。
干劲何来？看看上图，哪见干劲？农民“冲天的干劲”，是基层干部强迫百姓大干、苦干、多干，为换取成绩向上爬而宣传出来的。谁敢偷懒，抓住打成坏分子，那就翻不了身了。当然，城市有些工人，特别是学生确实有干劲，那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
燃料何来？煤矿不是哪里都有的，只能滥砍滥伐，山林大毁。
1958年12月19日，中共向全国人民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土炉炼的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任其生锈，最后只能掩埋。
大炼钢铁，全国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还不算无偿的劳力、各行业间接的损失。青山变为秃岭，大量水土流失，种下水灾旱灾的种子，生态环境的损失更是无可估量，典型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11. 1959年，密植大减产
证明浮夸，一假再假
1958年浮夸风，《人民日报》不断放卫星吹粮食高产，照片都是下图那样密不透风的稻子，都是验收前夜从别的十几亩甚至更多的稻田移栽过来，以便现场收割制造假象，术语叫做“并苗”。这样，高产必须密植的假经验，就在全国铺开了。
刘少奇是完全被干部和农民欺骗了。而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上这张照片，当即摇头说：“娃娃，下来吧，站的越高，跌得越重哩……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4]
八字宪法反执行，政府推行密植令
前文说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毛种过地，有经验。可是毛不是种地专家，他以为稍微密植一点，可以增产的，于是毛泽东根据农业专家的经验，迅速提出了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即：土（土地情况）、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保、防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后来被称为“八字宪法”。
细看之下，这8字宪法都是废话，这8个字的意思老农都知道，增产需要细化的具体措施，不需用套话来教育，但是共产党上上下下都认为很有用。毛的用意，核心是“合理密植”，抵制浮夸密植，而刘少奇掌控的政府各级干部，同样深受媒体浮夸风的欺骗，把“合理密植”，理解为“密植合理”。县里派到各地的技术员，强迫农民们密植，普通地一亩要下麦种80斤，超过常规的3～7倍（地区和麦种不同，下种数量不同），高产田一亩下种200斤，甚至更多，地上密铺一层，完全遮盖下面的土，老农急得要打架，倒是年轻人政治觉悟高，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讲话无效改行文，下发基层没人问
如此密植，毛泽东急了。在几次高层会议讲话没人理的情况下，毛直接写文章，把指示直接传达给各级干部，直达基层。
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以商量的口气写信说：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注：指刘少奇掌控的各级政府）规定的那一套指标（注：指层层下压的高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轻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结果，基层干部对此问也不敢问。那时，谁敢说实话，就被刘少奇的官僚体系打成右派。
59年夏收秋收，在没有全国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密植的高产田在青苗时期就枯死了，颗粒无收，普通田因为密植，收成大减，“深耕高产”的骗局也败露了。全国产量的统计数字比去年减少15%，这还是浮夸以后的数字。
12. 夺粮大饥荒，饿殍满村岗
丰产饿死人，旷古又绝今
1958年可是个大丰产之年，但不少地方，公社干部为了完成上边压下来的大炼钢铁的高指标，不让农民收粮食，农民看着粮食白白烂在地里不敢收。加上秋收交中央公粮、地方公粮，再有卖给中央的统购粮，特别是各地浮夸高产，地方为了圆谎，按照虚报的产量征粮，征不出来，就抢走农民的口粮。
中共已经解密的资料显示：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实际只有4000亿斤，只比1957年增长了2.5%，比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预计的7500亿斤少了将近一半，但是，征购量却比1957年真实地增加了22.3%，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
这样，1958年秋收后，浮夸、征粮严重的一些地区就开始饿死人。
到1959年春，问题更加暴露，公社食堂全年的存粮，已经快被吃光甚至已经吃光。各地在给中央的统购粮高指标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要返销粮的呼声不断。
为什么“大丰收”后，各地反而急切要返销粮？中央实在搞不懂的时候，广东省率先给出了答案。
反瞒产广东率先，逼民粮陶铸铁腕
1958年浮夸风放卫星，广东省落后了，秋收时迎头赶上，稻谷产量，一天比一天“高”，“高”到稻谷没处放。于是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下令：全省农村的公共食堂“一日三餐吃干饭（注：不再吃稀饭灌饱），敞开肚皮吃饱。”没多久，各地粮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经揭不开锅了，饥饿导致的水肿病开始蔓延。省委不相信缺粮，召开庆祝丰收的 “群英大会”，规定凡是达到亩产千斤的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有一些县坚决说真话，不要重奖；而另一些县，抵不住诱惑，为得重奖而虚报产量。假高产的东莞县，一下成了先进，名利双收。而说实话的，却被怀疑为“瞒产私分”。
没想到，“丰产”的东莞也交不上粮食了。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当晚，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纷纷编造他们在农村反瞒产的结果：发现了“大量粮食”。上百干部中只有一位老大姐站出来唱反调，说：“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当即说她“右了”。
在陶铸的铁腕压力下，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东莞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吃干饭（不喝稀粥）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赵紫阳太极推手，反瞒产苦难解救
1月23日，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今徐闻县），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召开4000名干部参加的反瞒产大会。赵紫阳严厉指出：“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结果，查出7000万斤粮食！
赵紫阳的成功经验上报省委，并转送中央，报告中唱高调：“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报告介绍的核心成功经验是：“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示了赵紫阳的报告：“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以内部文件形式传向全国。
有些人认为这是赵紫阳一生的污点，推动了罪恶的反瞒产运动——深入辨析，方见真机。赵紫阳的反瞒产，小小的雷南县竟然反出了“7000万斤粮食”！在哪里？纸上而已。既满足了中央证实大跃进的愿望，又给足了广东老大陶铸的面子，纸上的“7000万斤粮食”怎么处理？不像后来有些县那样造假展览，不像后来那样疯狂抢口粮、种子粮，赵紫阳要求原地不动改善当地伙食，还不要求食堂猛吃干饭，用浪费去证明什么。
上上下下都满意，赵紫阳本人还把责任甩了个干净，受到表扬，经验推向全国，多漂亮的太极推手！得救了多少人啊，而陶铸一声令下“食堂三顿吃干饭，放开肚子吃”，一天就消耗百姓维持5天生命的粮食，得多饿死多少人啊！40岁的赵紫阳，此举积下了大德。如果全国都像毛泽东批示的，效仿赵紫阳，反瞒产运动，还能出人命么？
铁腕反瞒产，杀人不眨眼
可惜，刘少奇推行的反瞒产运动，是极左的陶铸式的。《人民日报》在2月25日的显着位置，刊登了陶铸的反瞒产调查报告。尽管陶铸在3月份汇集各地调查资料，发现自己错了，勇于向当地人民、向中央承认错误，可是反瞒产的陶铸逼粮模式，已经泛滥全国。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拚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夺粮的结果，1959年秋收后，全国农民的人均原粮（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1958年还少100多斤。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野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末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当时人口7000万的第一大省四川，在反瞒产运动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省委公布产粮3500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浮夸总数的49%，征购比例大大高于1958年以前的31%，剩下给每个农民的一年口粮只有139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必然的。
四川宜宾市“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2500多基层干部，该市农村16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到100余斤，每人每天2两多粮食，3.8万人饿死，近1/4。仁寿县委书记开大会，让民兵在台上轮流抽打押上台来的公社干部，逼问粮食，搜刮殆尽，大量饿死人时，省委发下来500万斤救济粮，每人不足5斤。到1961年底，仁寿县共减少人口20万。拥有都江堰的灌县，自古就是产粮大县、巴蜀粮仓，饿死4万多；被称为“鬼城”的丰都县，饿死8.7万，占1/6；巫山县饿死了5.7万……
如今官方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1958～1962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大跃进、大抢粮造成四川饿死812万，占总人口的11.6%，实情比这些官方数字更重。
毛泽东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听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2.4万斤”的大卫星，带人去调查，发现亩产只有几百斤！田家英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当中共宣传的所有丰收、高产的谎言都破产的时候，报纸电台开始编造严重自然灾害的谎言，号召人们勒紧腰带干革命。在饥荒报告不断涌来的1959年秋，《人民日报》依然推出了《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5]，号召广大农民继续掀起深翻土地运动高潮，但是农民再也无力响应谎言了。
四年共产主义，河南死人遍地
河南是刘少奇指定的人民公社的试点，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土地深翻高产、坑害全国的源头也在河南。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浮夸风，河南首创放卫星。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并称之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 全省577万人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敢收，太行山、伏牛山、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砍滥伐。河南一时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减产到217亿斤，河南省委谎报为1000亿斤。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河南则增加了55%。一些地区谷糠、秸秆、玉米芯、野菜先后吃光，树皮紧缺，开始煮土充饥。
1959年，素称鱼米之乡的河南信阳地区，百日无雨，旱灾造成粮食减产。信阳地委9常委中，以地委书记路宪文为首的8位坚持认为1959年是特大丰收年，因为各县市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唯有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认为大欠收，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
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在信阳地区征粮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抢走。秋收刚完，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被干部发现后砸锅。群众外出逃荒，信阳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邮局检查拦截告状信，同时开展“反瞒产”运动逼粮。
征粮不达标，地委下去主抓反瞒产，张树藩被分到西平、遂平两县，发现当地已经断粮，百姓普遍浮肿，马上打开国家粮库放粮，同时申请省委批准。张树藩的担当，保全了百姓，后来成为罪状挨整。其它县反瞒产，在数字上反出了虚假的几千万、几亿斤粮食，结果饿死人不断。
1960年2月，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消息传到北京，中纪委派人调查，吴芝圃千方百计 “捂盖子”，还给路宪文打气：“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0月份，陈云去河南调查，说“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吴芝圃仍放言：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河南省信阳地区大跃进、大夺粮，1958～1962年造成150多万人饿死，超过当地总人口的1/8。可是国家粮库就在信阳，那些存粮能为当地百姓保命。开仓放粮权力在省委，只有地委张树藩先斩后奏，私自放粮一次，后被肃整。[6]
共产暴政，大陆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