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密 刘庆棠眼中的四人帮

刘庆棠眼中的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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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到1970年代,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与四人帮有过密切接触,对他们的言行举止,有过耳闻目睹的印象。因为是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彼此爱憎相同,难免有所偏向,不能完全客观。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对于我们了解四人帮,也提供了不同侧面的认识和思考。
一、姚文元留起了山羊胡子

在刘庆棠印象中,姚文元比较“闷”,公开场合很少讲话,只有周恩来、江青点到他名字,特别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上几句。

其实这人是很能说的,我读初中时,读过他的《不登堂集》,别的话全忘了,但有两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天无止境,路无尽头。”原创是否属于他的,就不得而知了。后来临近文革,他跳出来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篇是《评“三家村”〈燕山夜话〉》,这人就一下子红了。

再后来,从上海进京,主管宣传口,成为四人帮一员,是他人生中大富大贵的巅峰。等到1976年10月被粉碎,接受审判,住进秦城监狱,和刘庆棠分开关押,彼此便不再见面。几年后,姚文元被安排跟刘庆棠、迟群、王洪文一起看电视,大家才突然发现,姚文元留起了胡子,山羊胡子长及前胸,跟大家打招呼,变得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

刘庆棠问他:“怎么留起了胡子?”姚文元答复说:“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还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爽朗。

姚文元喜欢看书,有一次刘庆棠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听小看守说,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二、王洪文茅台酒能喝两瓶

在秦城监狱,关押是各关各的,但有两年时间,刘庆棠和王洪文、迟群是合在一块儿看电视的。

1984年国庆阅兵,刘庆棠几个人是当天晚上看的,第二天监狱方面来征求意见,大家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同意了。重播时,王洪文讲话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人。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也不管,自顾自说。

有一次,王洪文跟大家去看菜地,就当散步锻练。走着走着他突然摔倒了,迟群和刘庆棠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动他,说:“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大家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煞白的,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了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大家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问刘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

王洪文说,他已经摔过一二十次了,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了几次。

他后来悄声跟刘庆棠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刘庆棠还记得,当年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用花生米下酒。这时,许世友来了,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处,许司令就跟王洪文、刘庆棠几个人扳手腕。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了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刘庆棠得了肝炎,送去住院,就剩下王洪文还待在里面。

三、张春桥并非不说话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审判四人帮时,张春桥总是侧身而坐,梗着脖子,一言不发,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副藐视法庭的样子。

后来担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当年是张春桥预审组的组长,预审中,他前后提审过张春桥11次,张均采取“三不主义”: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法庭上,张春桥也是全程保持沉默。只有唯一的一次,王芳在提审时,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他后来索性不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刘庆棠在秦城无意中碰到过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刘庆棠后来因肝炎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张春桥就住在隔壁病房,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他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张春桥,部长问你话,你必须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走出房间,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还表现得非常有礼貌。

据刘庆棠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话就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帮人都佩服他,都听他的。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刘庆棠、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由刘庆棠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诉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派人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刘庆棠时,提及这件事,说他巴结江青、张春桥,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刘庆棠解释说,这是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刘庆棠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了。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张春桥曾对刘庆棠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了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桥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这在当时,是需要冒风险的。

四、监狱没安排江青参加劳动

江青有时会与周恩来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刘庆棠几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刘庆棠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因为江青还记得,当年在延安周是支持她与毛结婚的。

按惯例,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是不要交粮票的。但是到钓鱼台开会,江青却要让大家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她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有时也检讨,请人原谅。这是原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讲的。

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刘庆棠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江青听了大怒,说这人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刘庆棠能打保票吗?”刘庆棠后来将调查来的材料告诉江青,此时江青已经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会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江青给大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器材收起来了,不使用了。林彪、叶群离开钓鱼台时,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说:“你混账,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后来被换下。这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但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练,负责喂猪。

八十年代刘庆棠在秦城监狱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刘庆棠在走廊里碰到江青,江青看着他,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江青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

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她的狱中日记中写道:“……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除看守我的人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这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利)!”她似乎忘了,十年浩劫中她伤害了那么多无辜者,这是不能被原谅的。

由于年龄的关系,监狱里没安排江青参加劳动,只是给她提供了织毛衣的工具和毛线,让她自己在一针一针的编织中度过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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