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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体制每年让中国少了100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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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寻求财富保值的方法 (图片来源:pixabay)

一道关于制度与财富的算术题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最勤劳的劳动力、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14亿人都能听懂的同一种语言。

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些条件加在一起,理论上可以孕育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创造机器。

然而,到2024年,中国有大约6亿人,月收入大约在1000元人民币。这是是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记者会上公开说出的数字。

如果中国有日本或美国的制度,今天的GDP应该是多少?这道算术题,答案令人震惊。

先从一个常识性误解说起

很多人认为,中国发展慢,是因为文化问题——儒家思想、集体主义、官本位……

这个解释经不起推敲。

日本,是与中国文化背景最接近的国家之一,儒家文化圈、汉字、同样的集体主义传统。日本战后从废墟中出发,20年内跻身发达国家,今天每年还能拿出十几个诺贝尔奖,创新能力举世公认。

韩国更是一个绝佳的天然实验: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和朝鲜的人均收入几乎相同,同文同种,同样是儒家文化。

70年后的今天——

韩国(包容性制度)朝鲜(榨取性制度)
人均GDP(2024年)约35,000美元约1,000–1,300美元
差距韩国是朝鲜的 27 倍
文化相同?
制度相同?

这27倍的差距,起点相同,文化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政治与经济制度。这不是「文化」的问题。

台湾对比大陆也是同样的故事台湾与中国大陆共享汉字、普通话、儒家文化,血缘历史高度重叠。今天台湾人均GDP(PPP)约为70,000至75,000美元,约是大陆的3倍。同样的人,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结果。

那么,真正的差距有多大?

让我们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参照日本:如果中国有日本的制度

日本2024年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约为54,000美元。如果中国14亿人能达到同样的人均产出,总GDP将是——

54,000 × 14亿 = 75.6万亿美元。

这还没算上中国更大的市场规模本身带来的额外优势。经济学研究表明,统一市场越大,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人均产出会进一步提升。把这个「规模红利」计入进去,合理估算约为88万亿美元(PPP)。

中国2024年实际GDP(PPP)约为35万亿美元。

日本模式下,中国应有约88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实际只有35万亿。差距:53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欧盟经济体的规模,每年白白消失。

参照美国:差距还要更大

美国人均GDP(PPP)约为85,000美元,如果中国能达到美国水平,总量将在130万亿美元以上——是实际规模的近4倍。

下面是完整的对比数据:

情景日本模式估算美国模式估算制度损失/年
保守估算(不含规模溢价)$75.6万亿$119万亿$40–84万亿
中等估算(推荐基准)$88.7万亿$131万亿$54–96万亿
乐观估算(含完整规模溢价)$101.8万亿$143.7万亿$67–108万亿

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数字:中国每年「损失」的潜在财富,相当于54至97万亿美元。这笔钱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年多得到4万至7万元。

这笔钱去哪了?

制度经济学给出了系统性的答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区分了两种制度:

包容性制度榫取性制度
产权有法律保护,你的就是你的产权随时可被剥夺,政治忠诚比法律更可靠
司法独立,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服从权力,输赢看关系
市场开放,允许新人打败旧巨头垄断保护,国企僵而不死
信息流通,坏消息也能被知道信息管控,错误政策无法自我纠正
官员对结果负责,撒谎有代价官员对上级忠诚,数字注水无成本

榨取性制度的问题不是它不能创造增长——它可以。通过大规模动员劳动力和资本,威权体制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实现高速GDP增长。

中国1980年至2010年的奇迹正是如此:数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厂,储蓄率高达40%以上的资本持续积累,加上引进外国技术——这三件事都不需要政治开放。

但是,这种增长有天花板。

当廉价劳动力用完、资本回报下降、外国技术无法继续「白嫖」之后,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创新来驱动增长。而真正的创新,需要一种制度:允许人们去冒险,保护他们的成果,即使他们的创新颠覆了既有的利益格局。

这正是中国现行制度系统性缺少的东西。

一个反直觉的结论

很多人把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视为「制度无所谓,只要能发展」的证据。这个逻辑有一个关键漏洞:

中国本应增长得更快。

在文化背景与规模优势双重加持下,中国的实际增长成绩单,本质上是严重跑输基准的。不是奇迹,而是代价高昂的次优解。

想象一个天赋异禀的学生,智商160,资源充足,家庭支持。最后考了120分。你会说这是奇迹吗?

他当然比大多数同学考得好。但你知道他本可以考200分。

中国的情况类似。相对于其他从零出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就确实亮眼。但相对于中国自身的条件和潜力,这个成绩单远远不够。

所以,那笔钱真的消失了吗?

没有消失在空气里。

它以各种形式被「榨取」了:低效的国有企业占用了本该流向民营创新者的资本;腐败和寻租消耗了本该形成生产力的资源;信息管控让错误的政策得以持续执行而没有及时纠正;产权的不稳定性让企业家不敢做大、资本选择外逃。

每一个制度漏洞,都对应着一笔具体的财富损失。乘以14亿人,乘以几十年,就是那个天文数字。

李克强指数的故事前总理李克强据报道曾对外国外交官说,他不相信官方GDP数据,更信任用电量、货运量和银行贷款这三个数字。当一个国家的总理都不相信自己国家的统计数字,这本身就是制度问题最直接的注脚。

GDP增长了,那钱到底流进了谁的口袋?

这是这篇文章最想让你看到的部分。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是真实的。但增长的果实,到底惠及了谁?

一个国家可以GDP很高,同时让大多数人过得很差。关键不是总量,而是分配。

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比你想象的更严峻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标准指标,0是绝对平等,1是绝对不平等。超过0.4,经济学家就开始担心社会稳定;超过0.5,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危险区间。

中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近年维持在0.465至0.467左右,已属于全球高度不平等的行列——远高于日本(约0.31)、德国(约0.29),也高于以不平等著称的美国(约0.39)。

但这还是被低估的数字。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与合作者通过综合多种数据源的独立研究估算,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在0.53至0.62之间——因为官方调查历来无法捕捉到最富裕群体的隐性财富。

国家/地区基尼系数(官方)与日本差距
中国0.467高出49%高出61%高度不平等
美国0.390高出26%高出34%中高度不平等
日本0.313基准高出8%相对均衡
德国0.290低于日本基准高度均衡

更值得关注的是分配结构的内部: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全国财富份额,从2000年代初的约20%上升至今天的逾30%。而底部50%的人,在整个增长周期里几乎什么都没多拿到。

6亿人,月收入1000元

2020年5月,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了一段话,震惊了很多人。他说:

「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还有很多其他的支出。」——李克强,2020年5月全国两会记者会

这句话有多重要?

第一,说话的人是国务院总理,这不是网络传言,是官方场合、官方发言。第二,这话说于2020年——恰恰是官方准备宣布「全面脱贫」的前夕。两件事同时成立,在逻辑上难以自洽。第三,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什么?在绝大多数城市,这连房租都付不起,更别说医疗、教育、养老。

这6亿人,就是那个「人均GDP一万多美元」平均数背后被掩盖的真实。

「脱贫」之后的大规模返贫

2021年2月,官方正式宣布: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

但实地情况如何?

多份来自农业农村部和地方政府的内部报告显示,在政府补贴和帮扶资源撤出后,部分地区的返贫率相当显著——一些县域在两三年内,已脱贫人口中有20%至40%重新滑落至贫困线以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脱贫」与官员的仕途直接挂钩,数字注水的激励极为强烈。处于临界状态的家庭被统计为脱贫,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计真正具有可持续性。政治任务完成了,但实际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信息封闭型制度最典型的运作方式:统计数字服务于政治叙事,而非反映现实。

这几年:收入停滞,消费萎缩,储蓄暴涨

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

那一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降了0.2%——改革开放以来极为罕见的负增长。与此同时,全国居民新增储蓄约17.8万亿元,比历史趋势多出了将近8万亿元。

8万亿元是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当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

经济学把这叫做「预防性储蓄」——人们不是因为富裕才存钱,而是因为恐惧才存钱。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对医疗费用、失业风险、养老保障的焦虑,让人们本能地攥紧钱包。

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萎缩正在侵蚀数亿家庭的财富基础。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房产占总资产的60%至80%。房价的系统性下跌,意味着他们的净资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

1158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突破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

同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达到21.3%,也创历史新高。

然后,这个数字消失了。

当月之后,国家统计局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理由是「统计方法需要优化」。此后沉默了整整5个月,2024年1月以全新口径重启发布——新口径剔除了在校学生,数字随之「好看」了许多,但前后已无法对比。

数据是镜子,打碎镜子不会让脸变好看当一项数据对政治叙事构成威胁,中国的应对方式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停止发布数据。这与李克强指数的故事是同一个逻辑:当数字说真话,就让数字闭嘴。这种操作本身,就是制度性信息封闭最直接的证据。

在「躺平」、「内卷」这些词流行之前,它们是年轻人对一个无法提供合理回报的系统的真实反应。1158万毕业生同时涌入就业市场,而监管整顿已经打垮了曾经最能吸纳高学历人才的教育、互联网、房地产行业。僧多粥少,而且粥还在变少。

谁拿走了增长的果实?

把上面这些放在一起,画面就清晰了:

GDP在涨,但基尼系数告诉你,钱主要流向了顶层。扶贫数字在涨,但李克强告诉你,6亿人月收入还是1000元。「全面脱贫」宣布了,但两三年后大量人口返贫。统计数字显示经济在复苏,但老百姓在拼命存钱,因为他们感到恐惧。年轻人在躺平,因为系统没有给他们提供奋斗的理由。

这不是一个让大多数人受益的增长模式。这是一个在「榨取性制度」下运行的经济体,增长的果实被系统性地截留在顶层,普通人拿到的,远少于他们本应得到的。

写在最后

这篇文章想说的,归根结底是一件事:

中国普通人今天面临的困境——高房价、低工资、难就业、贫富悬殊——不是天灾,不是文化使然,也不是中国人不够勤劳。

这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一个让数据说真话的制度、让产权得到保护的制度、让司法真正独立的制度、让官员对结果而非对上级负责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不仅能让GDP更高,更重要的是,能让更多普通人分享到增长的果实。

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制度,日本在30年内跻身列强。战后重建开放了制度,日本在20年内成为发达国家。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开放了制度,韩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每一次制度的真正开放,都带来了人均产出的显著跃升,也都带来了财富更广泛的分配。这不是巧合,这是逻辑。

那几十万亿美元的潜在财富,和那6亿人本可以拥有的更好生活,就潜伏在制度改革所能释放的空间里。

—— 完 ——

延伸阅读

• Acemoglu & Robinson《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信出版社

• Douglas North《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

• Piketty, Yang & Zucman(2019)《中国的资本积累、私有财产与不平等》,美国经济评论

•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2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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