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一尊体制的终局》之二
一、“中共体制”= 帝制的现代复制
1949年之后，中共建立的党国体制，部分类似于“皇帝—文官”体系的现代化翻版。
只是，“皇帝”换成了党中央核心，
“文官”换成了各级党政干部。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意图以个人意志压倒整个官僚体系。
但灾荒爆发后，毛在庐山会议被彭德怀批评，文官集团（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集体退潮。
毛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一看天下大乱，我就高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
——这其实是他对官僚体制的“制度性复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彻底摧毁官僚秩序。
可是十年浩劫之后，党机器仍然自动复原。
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建了“集体领导”机制——这本质上是帝制“文官制约皇权”的现代形式。
邓小平深知毛式“个人独裁”的风险，因此设计了任期制、常委制、分工制。
《中共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明确提出：
“任何个人不得凌驾于组织之上。”
这个制度在胡锦涛时代达到顶点——集体领导、技术官僚、相互制衡。
然而，这种平衡终究只是暂时的。
二、习近平时代：重新回到“皇帝—文官”模式
2012年之后，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清洗了党内主要派系。
短短几年间，军队高层换血70%以上，国务院系统的“团派”干部被系统性边缘化。
2016年党内公文首次出现“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表述，
2017年十九大后正式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
2022年二十大后，“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至此，“一尊体制”正式确立。
党内干部普遍意识到：个人表忠诚比治理更重要。
这种体制表面统一，实质上激化了党政官僚的自我保护机制。
文件堆积、执行滞后、政策内卷，成为普遍生态。
内部文件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严明政治纪律的通知》（2018年）指出：
“有的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稳、阳奉阴违、搞两面派。”
这一警示恰恰说明——中央的“绝对权威”越强，下层的“实际服从”越弱。
三、党官僚的反噬：权力自我吞噬的开始
习近平强化党对一切的领导，导致党组织的结构性膨胀。
——从村委会到央企，从法院到高校，无处不在的“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形成了“人人是领导，无人敢决策”的悖论。
在经济系统中，国企党委书记权力超过总经理；
在地方政府中，市委书记压倒市长；
在科研院所中，党委书记决定课题方向。
一切“专业判断”都必须服从“政治要求”。
这种体制看似中央集权，实则分权到无效化。
官僚机器不再执行，而是等待——等待上级信号、等待新指示、等待风向。
毛泽东当年的“山头主义”复活了，只不过换成了“政治惰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