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世界发生巨大崩塌。就在那个时代，有一位西方教授曾说过一句形象的话：
“现在是从人类肌体上割掉共产主义这个毒瘤的时候了。”
从当时的历史逻辑看，共产主义制度似乎正在走向终结。然而，苏联解体了，中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中国共产党政权却活了下来。
更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它后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理解今天中国问题，必须从这个历史悖论开始：一个本来可能被历史淘汰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被淘汰，而是借助全球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一、全球化没有终结中共，反而给它创造了第二次生命
苏东剧变之后，中共在政治上没有改变一党统治，却在经济上逐步放弃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封闭计划经济，扩大市场机制，发展民营经济，吸引外资，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资本进入，技术进入，订单进入，出口增长，财政收入增长，房地产扩张，数亿劳动力进入全球产业链。中国由此成为世界工厂，并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
政治高度集中，经济高度市场化；政治没有被全球化改变，反而利用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
这实际上改变了原本可能出现的历史方向。
全球化本来可能被理解为一种促使中国发生政治转型的力量，但它同时也成为中共政权获得经济资源、提高财政能力、扩大国家机器和维持政治控制的重要条件。
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历史悖论：
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社会，却没有改变中共政权的政治基础；经济增长削弱了旧体制的一部分经济形式，却又增强了这个政治体制的物质能力。
换句话说，全球化没有消灭这个“毒瘤”，而是给它提供了新的生长环境。
而真正危险的地方恰恰在这里：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自动解决政治结构的问题，反而把政治结构隐藏得更深。
二、最病态的状态，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大规模低收入长期并存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是真实的，国家财富也确实大幅增加。因此，问题绝不是简单地说“中国很穷”。
真正需要解释的是：
为什么一个已经创造出巨大经济财富的国家，仍然长期存在规模庞大的低收入人口，而财富、资源和政治权力又高度集中？
2020年5月，李克强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国家统计局随后解释，这一数字对应住户调查中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约40%的家庭户。(app.www.gov.cn)
这里不能简单把1000元人民币与国际贫困线直接画等号。世界银行按照适用于中高收入国家的6.85美元/日标准估算，中国2023年的相应人口比例约为24.7%。这些数字真正揭示的，并不是“中国没有发展”，而是另一种更加深刻的结构：
国家创造的财富增长，与普通人的财富积累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同步关系。
一边是世界工厂、高速铁路、互联网企业、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和不断扩张的国家财政能力；另一边，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劳动者收入和财富积累仍然有限。
因此，过去几十年中国最特殊的现象不是“贫穷”，而是：
宏观经济高度繁荣与微观财富高度分化同时存在。
这正是中共体制能够长期维持的重要条件之一。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创造新增财富，政治体系就可以从这个增长过程中不断获得资源，同时让社会各阶层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收益。
于是，很多制度矛盾不会立即爆炸。
增长成为矛盾的缓冲器。
三、有人说，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于中国今天的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消费不足以及经济转型困难，有一种看法是：这些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同样经历过。
这个判断有一部分道理。
中国确实存在大量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
房地产泡沫、地方财政压力、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贫富差距，都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但这个比较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变量：
中国还有一个其他正常国家不存在的、规模极其庞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围绕这个组织建立起来的庞大政治、宣传、组织、维稳和行政体系。
截至2025年底，中共党员已经超过1.01亿人，基层党组织超过540万个。中共自己的官方资料也明确强调，其组织体系覆盖城乡社区、政府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
因此，讨论中国的经济负担，不能只计算通常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成本。
还必须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一个拥有超过一亿党员、数百万基层组织，并且深度嵌入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和基层社会的政治组织，本身需要社会承担多少资源成本？
这不是一个普通政党参加选举、组织党员活动的成本。
它是一个覆盖国家与社会的超大型政治组织系统。
而这个系统存在的核心功能，并不是单纯提供公共服务，而是维持党的组织体系、政治领导和统治能力。
因此，中共所消耗的资源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政府的必要行政支出。
这里必须区分两个概念：
国家为了提供公共服务所消耗的资源，和一个政治组织为了维持自身统治结构所消耗的资源，并不是同一回事。
前者是任何现代国家都必须承担的；
后者则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直接相关。
这才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根本区别。
四、做一个反事实实验：中国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组织，会发生什么？
理解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不是争论，而是做一个反事实实验。
假设中国仍然存在国家、政府、军队、警察、法院、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但不存在今天这种覆盖整个国家社会的中共组织体系。
那么原本用于维持这个庞大政治组织及其相关体系的一部分资源，就有可能被用于其他用途：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社会保障；降低居民税费和生活成本；改善教育和医疗；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支持私人企业；或者直接转化为居民财富。
这并不是说所有中共相关支出都可以机械地转给穷人，更不是说中国所有经济问题都会自动消失。
但这个反事实实验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今天很多所谓“发展阶段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额外变量——社会必须供养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政治组织及其国家化运行体系。
如果把这个变量从模型中拿掉，中国社会可以用于生产、消费、投资和改善民生的资源就会增加。
于是，一些看起来非常严重的矛盾，其严重程度可能会明显下降。
例如，一个低收入家庭每个月多获得几百元甚至一两千元可支配收入，对这个家庭来说可能是巨大的变化；而对于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宏观效果同样不可忽视。
因此，不能简单说：
“中国的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中国同时面对两类问题：一类是现代化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可能遇到的结构性问题；另一类则来自中共特殊政治组织结构所产生的额外资源成本。
前一类问题，即使没有中共，也可能存在。
后一类问题，则与中共的存在直接相关。
这两类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五、真正的问题，是这个组织不仅消耗资源，而且改变资源配置
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成本并不只是“养活一亿党员”这么简单。
如果只把问题理解为党员工资，反而低估了它。
中共的组织体系通过党政机构、国有企业、宣传体系、基层组织、维稳体系以及各种政治性行政机制，形成了一套巨大的资源配置网络。
它影响的不仅是财政支出，还影响：
土地、金融、信贷、国有资产、产业准入、企业监管、干部任命以及大量公共资源的配置。
所以，真正的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
中共花了多少钱？
而是：
中共这个组织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目标，占用了多少社会资源，并改变了多少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
这两个问题完全不同。
一个组织可以直接消耗一部分资源，也可以通过制度安排改变更大规模资源的流向。
后者的影响往往远大于前者。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中共理解成普通意义上的“执政党”。
它更接近于一个嵌入国家、覆盖社会、同时控制政治权力和大量经济资源的超大型组织系统。
因此，中国经济中的一部分低效率、资源错配和财富集中，并不能全部归因于经济发展阶段。
其中还存在一个独特的制度变量：
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本身就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
六、于是，“增长掩盖问题”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足够快，所以这个特殊政治结构的成本被高速增长部分掩盖了。
企业赚钱，房地产上涨，土地财政扩张，出口增加，地方政府获得更多资源，居民资产增加。
社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
因此，即使政治体系占用了大量资源，剩余部分仍然足以支持经济继续扩张。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结构可以长期稳定。
但一旦经济增量下降，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以前的问题是：这个体系从新增财富中拿走多少。
现在的问题则变成：当新增财富越来越少以后，这个体系还需要拿走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时代的问题比过去更加尖锐。
七、习近平真正改变的，是资源关系的方向
习近平并没有创造房地产、地方债务、人口结构和收入差距。
这些问题早已存在。
但他是在旧增长模式开始失去持续性的时期，选择了进一步强化政治控制。
于是问题从“如何创造更多增量”逐渐转变为“如何在增量减少的情况下维持既有体系”。
这时候，政治体系对经济社会的压力就会越来越明显。
如果民营企业投资下降，居民消费下降，资本更加谨慎，年轻人降低长期风险承担，那么真正受到损害的不是某一个行业，而是整个社会的造血能力。
这就是“病重遇上虎狼医”的真正含义：
原本的问题需要恢复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但治理方式却可能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
由此产生负反馈：
控制加强 → 社会预期下降 → 投资和消费趋弱 → 增长放缓 → 财政压力增加 → 对社会资源的依赖加强 → 控制进一步加强。
八、从“掠夺增量”走向“消耗存量”
这是整个过程最危险的转折。
过去，中共政权可以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不断获得新的资源。
房地产不断扩张，企业不断增长，出口不断增加，居民财富不断积累。
因此，政治体系取得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增量。
但当增长放缓以后：
新增财富不够了，而政治体系本身并没有相应缩小。
于是资源来源就可能逐渐转向已经形成的存量：
房地产财富、企业资产、地方资产、国有资产、金融资源、财政资源以及居民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
这就是从“获取增量”走向“消耗存量”。
2024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8.46万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约10.15万亿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继续下降。
这些数字本身不能证明某一种政治因果关系，但它们说明一个重要背景：当传统收入来源减弱时，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体系仍然需要维持巨大的资源支出。
这时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
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而资源需求并没有同步下降。
如果不能通过新的经济增长解决这个矛盾，就只能越来越多地依赖过去积累的财富和行政配置。
九、因此，不能把中国今天的问题全部归结为“发展阶段”
中国当然存在所有现代经济体都会遇到的问题。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半。
另一半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
可以把中国今天的经济困境简单写成一个双重模型：
发展问题 + 政治组织成本。
前者包括：
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产业升级、收入分配、消费不足等。
这些问题，即使不存在中共，也可能以不同形式出现。
但后者则是另一回事：
一个超过一亿成员、拥有数百万基层组织、深入国家和社会各领域的政治组织，需要持续获得巨大的组织、行政、宣传和控制资源。
这部分成本不是“发展中国家必然如此”。
因此，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减少这种政治组织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并把更多资源释放给居民、企业和社会，那么一部分所谓“发展阶段问题”本身就会被重新定义。
并不是因为房地产突然不需要调整、人口突然年轻化，而是因为：
同样的经济总量，如果更多资源进入居民和企业，而不是进入政治组织及其维持的庞大体系，社会承受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能力就会完全不同。
这才是这个反事实实验最有价值的地方。
结语：问题不只是中国经济生了什么病，而是谁在消耗它的生命力
三十多年前，有人说：
“现在是从人类肌体上割掉共产主义这个毒瘤的时候了。”
但这个过程没有发生。
全球化反而给中共提供了资本、技术、市场和巨大的经济增量，使这个政治体系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高速增长又进一步掩盖了它的结构性成本。
因此，今天面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只问：
“这些问题是不是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
应该继续追问：
“除了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之外，中国是否还承担着一个其他正常国家没有的额外成本？”
答案至少值得认真计算。
这个额外变量，就是中共本身。
一个超过一亿党员、拥有数百万基层组织并深入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庞大政治组织，不只是一个政治标签，而是一个现实的组织系统、资源配置系统和社会成本系统。
因此，真正值得进行的不是简单的政治争论，而是一次经济学意义上的反事实计算：
如果把维持这一特殊政治组织所需要的一部分资源释放出来，转化为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企业资本和私人消费，中国今天所面对的许多结构性困难，究竟还会有多严重？
这个问题一旦被认真计算，很多所谓“中国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可能就需要重新分类。
因为一个社会同时承担两种负担：
一类是现代化本身的成本；另一类，是一个庞大政治组织长期存在所产生的额外成本。
前者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的。
后者，则是中国特有的。
而习近平时代真正危险的地方，正是当经济增量足以覆盖这种特殊成本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还可以维持；一旦增量不足，这个成本就会从背景中走到前台。
于是问题从过去的：
“中国还能创造多少新的财富？”变成了：“中国创造出来的财富，还有多少能够真正留在社会中，用来继续创造财富？”
这才是“病重遇上虎狼医”真正需要讨论的核心。
如果一个政治体系越来越需要从社会获得资源，而社会本身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却越来越弱，那么最终的危险不是GDP增速下降几个百分点。
而是：这个体系开始消耗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