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余年间，这种教育取向又进一步向民族主义倾斜，尤其在中小学课程与公共舆论场域中表现得愈发明显。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意识——对外部世界缺乏理解的耐心，对不同文明、不同立场缺乏包容的兴趣。这种心态上的局促与狭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孕育数千年的”天下”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常被忽略的历史事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概念，对中国而言其实相当晚近。严格的主权民族国家观念，是在十九世纪末甲午战败、列强瓜分危机的刺激下，经由严复、梁启超等知识人借助日本译介西方”nation””state”概念，才逐渐在中国知识界确立起来的；”中华民族”一词本身，也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为凝聚救亡共识而提出的政治建构。换言之，”民族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便是近代危亡处境下的应急产物，而非中国文明自古内生的精神底色。
与此相对，中国人传统的精神世界里，其实有一个比”国”更大的范畴，那就是”天下”。《礼记·礼运》开篇即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绘的是一种超越宗族、超越王朝、甚至超越疆界的公共理想；《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置于”天下”之下，视为通向更高理想的一个中间环节，而非终极目的；《尚书·尧典》讲”协和万邦”，《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无不是在表达一种不分亲疏、不分华夷、以”天下”为终极关怀对象的恢宏格局。这种教化绵延数千年，塑造出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而非”以国族画地为牢”的精神气象，构成了中华文化底层一种格外宏阔的底色。
固然，《诗经·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句（俗语演化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常被引为”天下”观念的另一面注脚——它提醒我们，古代”天下”理想从未脱离过王权专制的现实土壤，”天下为公”的理想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现实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张力，不宜将古代”天下”观简单美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博爱。但即便如此，这一表述背后”天下无外”的整体性想象——即整个文明世界皆在”天下”范畴之内，并不存在一个需要严加防范、誓不两立的”外部敌人”——仍与近代民族国家以划清敌我疆界为前提的逻辑，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正是在这一参照之下，当下教育与舆论中弥漫的某种民族主义情绪，才显出其精神格局上的收缩。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式的敌我思维，到网络空间中动辄以”卖国””精日””洋奴”等标签进行道德审判的氛围，再到对外部世界、异质文明本能的排斥与轻蔑，这一切共同塑造出一代心胸局促、视野狭窄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比上一代人更”爱国”，却未必比上一代人更懂得如何理解世界，也未必拥有古人”以天下为己任”那种开阔与从容。
值得一提的是，官方话语本身也并非全然排斥”天下”式的修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协和万邦””天下一家”传统资源的当代借用。然而教育实践与公共舆论场中所灌输的，却往往与之背道而驰，这种官方话语与教育实效之间的内在矛盾，本身值得深思：究竟是缺乏将传统”天下”精神真正落实于教育的意愿与能力，还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更易调动情绪、巩固认同的治理工具，被有意无意地优先选择？
当然，也应承认，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教育的兴起有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合理性——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下，唯有凝聚起强烈的民族认同，方能争取民族独立、推动现代化进程，这一点不宜简单地以今天的标准予以苛责。但历史情境已然变迁，若今日的教育仍停留在危机时代的应激思维之中，甚至将其进一步强化为排他性的民族情绪，便不免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真正值得追求的，或许是重新发掘”天下为公”这一传统精神资源——它提醒我们，”国”从来不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终点，”天下”才是。一个真正心胸开阔的文明，理应教导其年轻一代既知”家国”，更知”天下”；既有归属感，亦有容纳异质的气度。唯有如此，才不负这片土地数千年来曾经孕育过的那种恢弘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