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我就要把我哥的一切，他用生命付出的追求，交付在這裡了嗎？」
21 歲的吳向東，在 5 月的天安門廣場已經寫下遺書。但家人們仍沒有想到，最終是以這樣的方式，與這個還在北京理工大學夜校念三年級的家中長子告別。
1989 年 6 月 3 日晚，吳向東從家中出發，送女友回家，在木樨地橋頭附近頸部中彈，子彈從後左邊近脊椎處穿出，4 日凌晨因血流盡死於復興醫院。
他的父母一直保存著他在 5 月積極參與八九學運時，已經在天安門廣場寫下的遺書：我作好了與學生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這是為了民主、自由」。
吳向東的父親吳學漢、母親徐玨，因為長子的死，均加入了「天安門母親」，成為核心成員。但父親 1995 年鬱鬱而終，母親徐玨也在 2017 年，吳向東去世 28 年之後，沒能等來盼望的正義，因癌症去世。同為「天安門母親」，如今已 84 歲的丁子霖形容徐珏「拼盡全部氣力堅持到了最後一刻」，「我會竭盡全力去實現你那未竟的遺願」。
2014 年，吳向東的弟弟吳衛東，隻身帶著全家人收藏了 25 年的哥哥的遺物，從大陸經澳門，坐船來到香港。這是一隻小號的行李箱，裡面有吳向東的記事簿、畢業證書、工會證書、遺書、相機、寫著「愛國無罪」的布條、死亡証等。吳向東的父親在他死後，整理了這隻行李箱，然後全家人都沒有敢再動它。直到 2014 年，病中的母親和弟弟決定，把行李箱交託給香港，在六四紀念館，安放哥哥的一生。
這樣的行李箱，在旺角小小的六四紀念館，還有很多。更多，紀念館甚至無法接收 — 香港自由岌岌可危，紀念館在不斷被騷擾的命運中，若無法承諾永久保存，豈非辜負所託。2020 年，國安法壓境，六四紀念館危機深重，更決定籌建永久網絡博物館。在眾籌募資計劃的準備中，吳衛東，給我們發來了這段行李箱背後的故事。
如他所言，這是一代人的故事。
六四永久網絡博物館眾籌計劃在 Kickstarter 正式啟動
以下是吳衛東的口述：
「我是六四死難者吳向東的弟弟，吳衛東。
在 2014 年初的時候，我在德國看到香港六四紀念館的項目。我電話聯繫了我媽，想把我哥的東西拿過去展出，讓更多的人知道他。通過他，認識他們那一代人。
我媽媽那時候已經癌症晚期，在轉移，在化療。她很喜歡工作，對政治的事情並不擅長。但她依然在抗爭，很多事情她也不告訴我，她想保護我，不想我參與其中。她知道我想帶我哥的東西去香港展出，很高興，也充滿了擔心。
這些東西是我父親整理保留好的，他在九五年的時候，鬱悶早早離世了。我媽一個人的時候呢，很少打開這個箱子。因為那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在我準備離開北京的時候，她默默地叮囑一個我同行的朋友陪我一起去香港。我想自己獨自能解決，那天早上很早，我就一個人過海關，進了香港。在香港海關審查了很久，我想他們有一個黑名單吧。
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站在陌生的街道，看著陌生的人流。我就要把我哥的一切，他用生命付出的追求，交付在這裡了嗎？
香港正在『佔中』，站在『佔中』的人群中，我就如同回到那個火一樣的年代。
在大陸已經看不到什麼希望了，不是民眾不愛自由民主，而是犧牲了也於事無補。善良、理性、和平、非暴力，在暴政軍警面前是如此的無力弱小和屈辱，可人民依然會嚮往光明和自由。暴政從不長久。
在六四紀念館我逗留得很久。雖然不大，我仔細地參觀，用來紀念那一代人。我把我哥的遺物一一說明，也留下一些歐元，希望遺物能得到善待、保存，也希望六四紀念館能一直辦下去。
六年過去，國安法即將在香港實施。歷史的變更常在不經意的瞬間發生，香港往何處去，世界又何時陷入動盪、戰爭。小小的紀念館，怎麼開、還能開下去嗎？
我跟我哥不一樣，我是一個懦弱和隨遇而安的人。而我哥和我媽一樣，他敢於抗爭，和永不屈服，只要認定正義的事，就勇往直前。他的犧牲帶給我們一家無窮的痛苦，雖然我們都以他為榮。我希望他作為普通人被大家所認識，就像你們的一個朋友和兄弟。他短暫生命展現出對生活、對生命的熱愛，他值得大家來認識他。
正是因為有愛，才會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祝願香港享有民主、自由和文明。
而我們是時候為香港分擔，有生之年，讓歷史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上保存下去。請支持永久網絡版六四人權博物館。搶救歷史，燭光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