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故事 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让我...

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让我对弱者有了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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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幸福感增加了。(图片来源:pixabay)

5月3日星期一中午,名叫孟宪军的洛杉矶居民带着太太和16岁的儿子,在临时居住的酒店召开了近两小时的Zoom网络发布会,为他所指控的法庭“非法驱逐令”(wrongful eviction)进行公开陈情。

他将这次会议命名为“第三届华人维权,法庭战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社区民众参加,并通过推特邀请其他各方–洛杉矶警察局、洛杉矶县政府、联邦调查局,还有寻求对他全家下达驱逐令的“敌对方”地主等一同参加。大约有70多人参加了发布会,官方和“敌对方”没有公开出席。

“如果不是密码上出了一点协调上的误会,出席的人肯定超过上百,”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会议结束之后,与会者筹划社会签名,呼吁洛杉矶政府,纠正法庭舞弊迫害,让孟家尽快回家。”

4月27日清晨,大约2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着20多辆警车,驶进了洛杉矶东区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Rowland Heights Mobile Estates),对孟家破门而入。

孟宪军说:“他们冲了进来,说是执行法庭的驱逐令。我们三人都没有起床,衣装不整就被赶出了家门。”

不过,一家三口都用各自的手机录下了当时的一幕。孟宪军的小儿子Tom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一边对着脸上遮着口罩、手持武器、从门口逆光而入的警察录像,一边喊道:“别碰我,我16岁,我未成年……”有警察低声说:“我没碰你。”

孟宪军一家是2012年搬入这处活动房屋区的。整个园区有320多户人家,其中75%是华裔。住户们是各自活动房屋的所有人,但是,房屋“停泊”的园区土地是从地主那里租用的。园区由地主统一管理。房主们需按月向园区的地主支付地租和各种费用。

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自从搬入园区之后,就致力于为这里“饱受地主及管理人员压迫”的住户维权。这让地主一直以来“怀恨在心”;“地主伙同管理层”利用加州州法中“地主利益代理者游说而制定的恶法”,对他“打击报复”,最终导致了警察的破门而入,以及他一家三口现在的“流离失所”。

美国之音记者致电“罗兰岗活动房屋区”管理办公室,接听电话的男性工作人员称自己名叫乔希(Josh)。他听说美国之音需要确认几天前被驱逐的房主孟先生的一些情况之后,彬彬有礼地表示,需要留下记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会请掌握客户信息的工作人员回电。不过,美国之音此后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回音。

孟宪军说,他说的那条“恶法”,就是《加州活动房主法》(California Mobilehome Residency Law, MRL)第六条的798.56款(Article 6,Code 798.56):活动房屋区居民的每月地租付款,如果“逾期三天未交,地主可驱逐房主”。

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家里有点什么事儿,很容易就会错过三天时间。这是地主集团立的法,居民完全没有力量影响这条法律。”

活动房园区的管理“统治者”

孟宪军一家搬进“罗兰岗活动房屋区”之后,惊讶于园区管理办公室对房主的“欺压”。

孟宪军说,“我发现,园区里的大量华人总体年龄偏大,英语不行,害怕惹事,因此饱受欺凌。当然,为数不多的其他族裔也同样水深火热。”

他告诉美国之音,感觉管理办公室把住户当成了罪犯,“就像监狱罪犯一样。”

“明明是这些房主支付地税来给管理人员发工资,养活他们,他们却反过来觉得自己是统治者,来欺负大家……给你一张通知,就是你必须要做的,如果违抗,后果就是被赶走。你的房屋就留下来变成他们的财产了,”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

一位匿名的王阿姨在这个园区已经居住了几十年。她告诉美国之音:“我们这里已经撵走好几家了,房子没收,然后卖了,钱他们就分了。”

孟宪军说,这个园区最奇葩的现象是拖车处罚;园区的车位是两车前后停泊;如果要开前面的车,就得先挪开后面一部,待前面的车开出来以后,再把原来后面的车停入车位。

“这个过程半分钟就能结束,但是,园区居然有拖车公司的车7天24小时转悠。拖车只要一看到居民在搬车,就会火速前来强行把车拖走。这里的住户因此气得要死要活的,可明知园区不对又毫无还手之力,”孟宪军说。

同样匿名的园区住户李阿姨告诉美国之音:“一次我先生搬车时,拖车就冲过来了,拖着那辆要停回原处的车就走,我先生英语不好,正好我儿子在家。儿子跑出来大喊,邻居也都出来了。我儿子吼着说,如果你不放下车子,我就打电话找警察了,他们才勉强放下了车子。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拖车公司的车一直在我们园子里cruise(游弋)。实际上,这样的园区是私人财产,没有地主的允许,拖车公司是不可能进来的。”

居民王阿姨说:“我们都被拖过车,一次就罚款五六百美元。好在这样的事情现在没有了。”

李阿姨说,当时的管理办公室欺压居民的行为“比比皆是,几乎就是不胜枚举”。

孟宪军说,那些人会拿着大棒,把居民的墙壁敲得梆梆作响,命令住户粉刷墙壁,“甚至当有些人根据管理者的要求,花了上千美元刷完之后,管理者一看说,这颜色不好需要重刷,住户也只能忍气吞声再掏腰包重刷一次。”

组织园区住户维权 被地主报复用法律撑腰

2013年初,孟宪军在园区成立了“互联会”。他说:“开始,我想找个律师来帮忙。律师说,我不能做这个,会被人赶走。但我看不下去园子里发生的这些事。后来找到政府,政府律师也这么说。在我的理解中,这些都不应该,这是美国,美国不应该这样。”

接下来,孟宪军通过房主们参加的这个“互联会”,逼迫地主改善园区管理。他带领房主们与地主对话,举行游行,向洛杉矶县政府、洛杉矶地区检察官、洛杉矶警察局长办公室,还有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用书面方式进行投诉,控诉地主欺压弱势群体。

园区维权做得轰轰烈烈的同时,地主把孟宪军告上了法庭,试图通过法庭把他赶走。他们列举的第一条罪状是,孟家把车子停在园区的景物上,“可是我们园区哪有啥景物啊?”

第二条罪状:孟家把餐桌放在阳台上,“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干过,也是撒谎,”孟宪军说。

园区住户王阿姨说:“那时的园区管理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比方说同样在屋外放东西,跟管理办公室关系好的就没事儿,关系不好的就会被打击报复。住户如果送个红包啥的,不能做的事儿也就可以做了。”

地主列出的第三条罪状是孟宪军略微延伸了车位的防雨棚。孟宪军说:“把防雨棚的架子往外延展了一点儿,其实那块地是属于我家的。主要是我们的房车停不进来,必须把防雨棚地面的支架弄宽了。而且,邻居们也有这么做的,做工还没我好呢,就没有被追究。”

地主找来加州“房屋与社区发展部”(HCD)进行检查。“那位官员说,我做的改造不安全,”孟宪军说。

地主的诉讼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开庭,“我们根据法律,提出要求由陪审团来审理,法官拒绝,理由是‘太晚了’。我们看出来,法官明显偏袒地主。我太太当庭提出,法官有偏见,要求替换。根据美国的权利法,人民有权利取消法官资格,而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孟宪军说。

当天下午继续开庭,果然换了法官,名叫辛普森,“他要求我的证人作证。我们互联会有20多人到法庭为我助阵。他们胳膊上都戴着同样的标牌,占据了法庭听众席的一大片,好些人轮番上去作证,”孟宪军说。

地主作为控方也请来了证人,包括加州“住房与社区发展部”的相关官员,“不过那人神色紧张,前言不搭后语,还哆哆嗦嗦。我们看到,他显然为自己需要撒谎感到不踏实。他说没有收到我们给他寄的信,但是,我们用的是挂号信,有回执的。他马上说,哦,我不经常回办公室,”孟宪军向美国之音描述,“法官当天判下来,让我重做雨棚,而不是裁定把我赶出园区。不仅地主没有得逞,而且法官还对控方说,‘回去告诉你们的老板(地主),你们的做法是打击报复,’这句话让我舒畅得无法描述!”

孟家取得胜利,不过是阶段性的。驱逐孟家没成,地主向法官要求孟家支付律师费,遭到法官否决。“地主上诉到同一法院的上诉法庭(Appellate Court),这里是三个法官判案。上诉庭判下来说,研读法律发现,关于律师费的申诉,的确需要重判,于是,案子再度发回给原来的法官,” 孟宪军说。

孟宪军回忆,这时辛普森法官又说了一句经典的话:“My hands are tied—我束手无策。根据相关法律,他只能裁定我支付律师费,尽管对方输了。这又是偏袒地主集团利益的立法。”

那条法律说,只要是地主赶人的案子,不管地主是输是赢,都要被赶一方出律师费。

法官对这条法律很不满意。他在诉讼说明上写了一句话:“(本案)发现针对对被告和其他亚裔住户的报复证据。” 他裁定,孟家支付原告索要律师费的10%,就是3600美元,而不是数万美元。

这条法律,以及上文的“地税迟付三天驱赶法”等,都是孟宪军称的利益集团推动的“恶法”,也是他一直致力于要推翻的。

经过互联会的抗争,2014年,该活动房屋区的地主被迫做出了让步,改革了管理,替换了办公室班子,甚至史无前例同意当年不涨地租。这让园区的屋主们欢欣鼓舞。

李阿姨说:“换人之后,他们还是合理了,不像以前那么刻薄,我们没有那种压力了。拖车百分百没有了。车在路边停太久,他们会在窗户上放一张纸警告。以前会把像报纸那么大的纸用胶水牢牢贴在你的挡风玻璃上,抠都抠不下来。”

另一名房主赫尔南德斯也告诉美国之音,他身体不太好,想搬离活动房区,但是,“孟给了大家很大的帮助,抗争以后比从前好了。”

对抗洛杉矶县政府,挡住大麻流入

孟宪军说,把大麻挡在洛杉矶外面,是他最有成就感的经历。

2016年11月8日,加利福尼亚州选民通过《成人大麻使用法案》(第64号提案)。该法案规定了大麻的销售税和耕种税,并使21岁及21岁以上成人,出于非医疗目的销售、拥有、种植和消费大麻的行为合法化。

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那是2016到2018年,大麻来势汹汹,洛杉矶县要把大麻往洛杉矶各个地区推动,第一场圆桌会议就在我们罗兰岗召开。也许他们觉得,这里是他们赚钱的战略要地,因为华人多,餐馆多,生意好。这是2017年,我担任相当于地区议员的职务,就是罗兰岗协调议会的理事。”

在那场大约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圆桌会议上,主要官员是洛杉矶县推动大麻办公室的主任。“本来意思是让我们帮忙推动,但是我就站起来反了,嘿嘿。他们很惊讶,一些协调会的同事都很惊讶,没想到我突然站起来打出了牌子。”

他打出的两块牌子一块写着“杜绝毒品”,另一块是“保护罗兰岗家乡”。

孟宪军说,尽管有他高调反对,洛杉矶县政府当然还是想继续推动下去,“我就找了当地以教会为主的将近20个组织,约定一起出席罗兰岗的一次协调会议。一般来说,协调会议上,我们这个协调委员会是八个人,加上长期关注社区事务的活跃居民50人左右,每次大概几十人开会。这一次,我呼啦一下叫来了280人(我专门请人数了),而且都是反对的,他们傻眼了。”

孟宪军在台上发言后,要求支持大麻商业化的都站起来,“只有几个人;请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站起来时,哈,近300人都站起来了,一大片。这个声势多厉害!”

此后,孟宪军带领全家出动,加上邻居帮忙,到社区、超市征集签名,获得两三千人的签名支持。这些反对的声音都被呈交给了县政府。

发动了三四次抵制行动之后,洛杉矶县感受到了压力。2018年6月19日,洛杉矶县政委员詹尼斯·韩(Janice Hahn)提出动议,阻止大麻在洛杉矶的非城市化社区商业化,而且获得了县政委员会通过,“所以,大麻一直到现在都挡在洛杉矶之外,”孟宪军骄傲地告诉美国之音,“记得最后一次听证会上,公开发言支持的有50人左右;公开发言表示反对的寥寥无几,只有我们四人,就是罗兰岗协调委员会当时的主席和太太,加上我和太太;而那些容易受大麻影响、行为能力因毒品减弱的一群残疾人士,也举起手来支持我们。最后,我们这批反对者赢得了关键人物詹尼斯·韩的支持。”

根据洛杉矶县官网的信息,洛杉矶县大约有120-125个非城市化社区,覆盖该县面积65%以上。

孟宪军推动的这条阻止大麻的规定,至少能够管辖洛杉矶地区的所有非城市化社区的毒品流行。

推动洛杉矶县活动房“地租控制法”

孟家居住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的地租上涨幅度一直让住户倍感压力。

孟宪军说,“我们那几年看不到制约租金上涨的方式。”他认识到,没有相关法律来监管租金上涨。

2016年,这个园区的地主需要重新申请“有条件使用许可证”(CUP, Conditional Use Permit) – 商家每隔几年就需要重新申请这个许可证,获得批准之后才能继续进行特定类别的商业活动。

孟宪军对美国之音说:“我大儿子发现一个东西,这个许可证获得通过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活动房的房主不能抱怨地租太高。于是,我们就紧盯着这条。”

当时,批准这个许可证的是洛杉矶县“地区规划部”(Regional Planning Dept)。园区的屋主“互联会”于是组织起来,上百人前往参加批准听证会。

“我们在那个部门参加了三次听证会,每次都有70到100多人,都是我们这里的屋主。一个好条件就是,我们可以向县政府提出申请,让政府派大巴车来接我们,每次都是洛杉矶县两辆大巴负责接送,我们得以浩浩荡荡地来往于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听证会场。”

孟宪军看到,许可证的批准听证会上,虽然许多老年居民轮流上场哭诉,表达水涨船高的地租让大家度日艰难,但是,“地区规划部”似乎不为所动,仍然打算给地主发放许可证。

“我们找了一个法子,就是向洛杉矶县政委员会提起行政上诉。不过,县里也不客气,要收取上诉费800多美元。我决定坚持到底,没有犹豫就交上了这笔钱。这个许可批准案于是就到了县政委员詹尼斯·韩的手里。最后,也是韩女士站在了我们这边,提出了动议,并获得洛杉矶县委会的通过。这就是‘洛杉矶活动房地租控制法’。这个成就对这里的华人来说应该算是前所未有了,”孟宪军不无骄傲地表示。

数据显示,洛杉矶县至少有86个活动房屋区,每个园区大概有两三百住户,也就是总共至少有两万户左右的家庭,将因此在地租上涨问题上受到法律保护。

刚到美国就维权 收获了奇迹

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是1993年初次踏上美国土地的。从那时开始,在美国“维权”的事就找上了他。

“那时,大学毕业没几年,就是想到美国巩固和进一步学习一下英语,”他说,“听说加州有一个为期一年的农业交流项目,于是向领导提出要求,请他派我出来学习一下。来了以后,发现交流项目是假的,虽然可以让我们赚点儿美金,但不是真让我们学习,只是把我们放农场做一些没人做的农活。这个项目让有人能够得好处,比方说可以拿到绿卡和赚一笔钱。我于是就提出来,其他干活的人也跟着附议。之前我没说,别人也不想说,觉得能赚点儿钱也就算了。结果发现大家都想学习。组织者于是认为,我对他们的项目构成了威胁,要送我回去。”

孟宪军心想,领导派他出来学习一年,如果几个月就给送回去了,可不是没完成任务么?“我很难,决定不能走,得待着。于是,我联系了移民局,告诉他们,我参加的这个项目不是一个真的交流项目。也许移民官是感动了?反正没想到,他当场就告诉我,‘我现在把这个事儿给你立个案子,两年之后再处理,你就待下来等着吧。’我的签证本来为期一年,他这明明是给我开绿灯,让我留下呵!连陪同我的律师也一阵惊讶,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你怎么有这样的运气!”

本来没打算留在美国的孟宪军就这么待下来了。不久,他在教会遇到了现在的太太,组成了家庭,成了一个美国人,有了三个孩子。与此同时,维权、纠正社会不公、无偿服务社区等,成了他的事业。

孟家这次被警察驱逐出家门,也是孟宪军看到地主驱赶别的屋主 ,为鸣不平把地主告上了法庭,败诉后他欠下地主数万元律师费。地主因此借用法律之手要对他“除之而后快”。

他的太太Diane告诉美国之音,尽管由于维权等冲撞权势的行动,他们全家屡屡经历生活的风雨飘摇,不过,她完全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支持先生走上维权之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使命,是上天安排我们要做这些。”

孟宪军的小儿子Tom也对美国之音说:“我不后悔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正是我们的行动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过去的经历让我成长……我要纠正不公正,要改变这个世界。”

“罗兰岗活动房屋区”的老住户王阿姨对美国之音说:“老孟这么多年为这里社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地主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让他正好中计把他整走。但是,老孟如果有谁替他说话,一个一个都会走老孟的路。这里的人都很害怕被撵走,尤其老孟走后,都怕走老孟的路。”

不过,孟宪军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和律师刚刚发现,地主在对他家的驱逐案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导致法官的判决成为“错判”。他们目前正在上诉中,看到了回家的曙光。

重新回家并不是孟宪军和家人追求的精神终点。孟宪军表示,他和家人从来不曾、也不会中断为弱势群体的维权之路;他们正在继续致力于改变利益集团制定的不公平法律法规,推动解决流浪汉的居所困难,防止毒品扩散,对抗碾压弱势群体的强者,等等。

孟宪军对美国之音说:“到美国后亲身经历过无家可归的困境,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让我对弱者有了同情心。在那之前,我肯定不是坏人,不会伤害别人,但也就仅此而已,并不懂得同情弱者。”

马丁·路德·金说,“我们肩负使命,要为弱者说话,为默默无闻的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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